“遼寧”成為省名與張學良東北易幟有關－天文星座圖2011星

從辛亥到抗戰——陳獨秀社會經濟思想的演變陳獨秀,經濟思想,社會,抗戰從辛亥到抗戰——陳獨秀社會經濟思想的演變鄧文金，漳州師范學院歷史與社會學系教授社會經濟思想是陳獨秀整個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經歷了早期奠基、轉型發展和拓展反思三個階段。陳獨秀社會經濟思想雖然由于時代和他個人自身條件的限制而具有某些缺陷和不足，但總的來看，它反映了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至今對我們仍有啟迪意義和借鑒作用。正文】陳獨秀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以啟蒙思想家和政治革命家而著稱于世的。但是，他在探討中國近代社會出路，尋求救國方案時，也曾思索和分析過中國社會經濟現象和社會經濟問題，提出過一些頗有見地的經濟觀點，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因此，社會經濟思想也是陳獨秀整個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擬采取縱向考察和橫向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其從辛亥到抗戰社會經濟思想的演變作一系統探討和分析，并力求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一陳獨秀社會經濟思想有一個明顯的發展演變過程，我們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特點，可以大致把它分為三個階段：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是早期階段；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23年12月國民革命前夕是轉型和發展階段；從1924年1月國民革命開始到抗戰時期是拓展、深入、反思階段。下面就按這三個階段，對陳獨秀社會經濟思想逐一進行探討、分析。在早期階段，陳獨秀在積極參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活動和從事思想啟蒙運動過程中，就開始注意觀察中國社會經濟現象，分析中國現實經濟狀況，并提出他解決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觀點和主張。概括地說，這一階段，陳獨秀社會經濟思想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一)經濟“基礎”觀陳獨秀在早期雖然還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但是從愛國救亡的立場出發，他非常重視經濟發展對中國社會進步的決定作用。他曾反復指出：“現實世界，即經濟之世界也。舉凡國家社會之組織，無不為經濟所轉移所支配。古今社會狀態之變遷，與經濟狀態之變遷，同一步度，”又說：“今日之社會，植產興業之社會也，……生產之力，弱于消費，于社會，于個人，皆屬衰亡之兆。”[1]基于此，他認為，欲求政治革命成功則必先求經濟革命成功。“社會經濟問題不解決，政治上的大問題沒有一件能解決的。社會經濟簡直是政治的基礎”[2]。后來，陳獨秀進一步認為社會的進步，歸根于經濟生活的進步，他指出：“一種經濟制度要崩壞時，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著崩壞，是不能用人力來保守的。”[3]所以，“我們相信社會主義，并不是主觀的要求，乃是因為客觀上經濟組織變化之自然趨勢”[4]。反之，如果一種經濟制度內部不成熟，也絕不能貿然“取法乎上”。陳獨秀的這種經濟“基礎”觀正是其后來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思想認識基礎。(二)“利權”觀陳獨秀認為，鐵路、礦產、貨物是關系到一國經濟發展極為重要的“權利”：“利權”在，國家興；“利權衰”，國家亡。中國近百年來之所以貧窮落后，從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利權——鐵路、礦產、貨物旁落為帝國主義所掌握。“鐵路礦產貨物，這三樣是一國頂要緊的利權，若是這三樣利權滅亡了，那國里就是有皇帝，有官吏，也不算是一個國度了”[5]。在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的時代，鐵路是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大動脈，對此，陳獨秀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說：“現在世界上，萬國交通，水有輪船，陸有鐵路，瞬息千里，好象縮地法一樣，”“現在各國謀富強的法子，都是以多造鐵路，為獨一無二的法門。”[6]甲午戰爭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掠奪，由商品輸出轉為資本輸出，而資本輸出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各國掠奪筑路權，建造鐵路，陳獨秀認為這是西方列強控制別國經濟命脈的“至妙極高的毒手”。土地袤大的中國，鐵路權日益被英、法、德、俄、美、日、比等國所操縱，用不了十年，中國就會變得“雞犬不驚，山河變色。舉目四看，十八省的火車，來往縱橫，都是碧眼黃須人的世界了”。而“鐵路所到的地方，就是他國的勢力所到的地方”，“大權既旁落在他們手中，日后我們中國人，只好幫他做修路搬貨的苦工，象那遠貨搭客無窮的大利，都歸洋人所得了”，一旦戰爭爆發，我們被迫使用他們的鐵路，“到那時我們四萬萬人民，便是束手聽他糟踏”[7]。礦產是國家的重要財產。陳獨秀把礦產視為“中國人的命脈”，這也是針對列強瘋狂掠奪中國礦產資源而發出的由衷感嘆。從陳獨秀早期的文章看，他不僅對本省安徽的礦產資源情況有所了解，而且對中國的國土資源分布情況尤其是被列強侵占的部分，作了認真的調查和統計。經他列舉的主要礦產就有：河南懷慶河市黃河北各山的礦，云南省全省的銅礦，四川省六州廳縣的煤、火油、鐵礦，貴州省平運縣霧山的云母礦，以及廣西、福建、浙江、安徽等省的礦山資源。這些豐富的礦藏，“現在大半都落在外洋人的手里”，照這樣發展下去，“我看不到十年，中國的金銀財寶，都讓他們搬空了”[8]。國家要富強，金、銀、煤、鐵礦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生產資料，“一國的礦產若落在外國手里，那一國的死命，便也握在外人掌中”[9]。數年后，“中國人都成了窮鬼，就是做工的人，也不過弄幾個工錢糊口而已，大宗銀錢，都被洋人弄去了”[10]。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陳獨秀說：“中國失去了礦產的利權，便是一種亡國的現象。”貨物即商品。陳獨秀認為貨物質量的好壞，直接關系到一國對外貿易中是逆超還是順超。因此，它也是一國經濟實力標志的重要方面。中國通商幾十年，結果是“洋貨日入，銀錢日出，弄得國癆民貧”[11]，其關鍵因素之一是：中國的貨物質量差，在市場上缺乏競爭力，于是洋貨充斥國內市場，白銀大量外流，國力隨之漸弱。陳獨秀認為，要改變這種被動局面，不能靠國人在購物時發揚“愛國心”，因為優勝劣汰是“天地間一定不移的道理”[12]，人人都要趨從這個道理，只有提高產品的質量，才能逐步改變劣勢。陳獨秀以日本維新變法后改良產品為例，指出國人如果認真“考究工藝的學問”，“大開工廠，仿造西洋各樣貨物”，提高產品質量，也會像日本那樣，“不到幾年，國里動用的貨物一概是本國制造的。外洋進口貨，一年少似一年”，逐步實現“國富兵強。”[13](三)“關稅”思想陳獨秀早期對關稅自主權極其重視。他曾撰文指出：帝國主義對我國主權的侵犯包括：干涉海關收稅權、領事裁判權、軍艦自由航行內河、紙幣直接流通市面、強迫租借領土等項，其中“干涉海關收稅權能制中國人的死命”，因為“產業落后國，全靠保護政策的關稅制，對于和本國競爭的工業品重抽進口稅，使本國的工業品和外品有競爭之余地；對于本國工業需要的原料重抽出口稅，使本國的工業得著廉價的原料減輕成本，如此本國的工業方有發展的希望”[14]。但是，鴉片戰爭后，中國海關收稅權操諸外人之手，稅務司必用外人，稅則必得外人同意才能增減。這種協議關稅制造成嚴重后果：一是外國貨物得以最低廉的海關稅及子口稅暢銷全國，資本薄弱的本國貨又加以厘金之盤剝，那里還有和外貨競爭的余地。二是本國工業所需的原料(如棉花等)，不但不能禁止出口，并且不能自由抽重稅阻其出口，在求過于供的原則之下，本國工業遂不得不以高價的原料加重成本。在這樣壓迫的協定關稅制之下，中國的工業將如何發展[15]？基于上述認識，陳獨秀指出：現在的中國關稅問題，已經是中國民族之經濟的解放的第一重要關鍵，中國人民應力爭關稅自主[16]。陳獨秀還進而闡述了關稅自主的基本內涵。他明確指出：我們所謂關稅自主，具體說來，“乃指稅則自主與管理自主二事”，稅則自主即中國有權制定各種海關稅收的條款，不受他人干涉，從而使中國的關稅政策能保護本國工商業的發展；管理自主，即海關行政管理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管理能自主，“稅務司不論任用本國人或外國人，一切用人行政支配稅款，才能由中國人自由處置”[17]。基于對關稅自主權的這種理解，陳獨秀尖銳指出：裁撤厘金，固然是全國人民急迫的要求，但絕對不可拿來做關稅自主及加稅的條件，因為關稅應該自主，厘稅本來自主，裁厘應該是自動的，關稅自主及加稅應該是無條件的[18]。(四)“勤儉”觀“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勤，物產必豐，經濟實力就強。陳獨秀認為，一國國力的發展，必須以經濟力為標準，而經濟力又取決于生產三要素：土地、人力、資本，其中人力要素至關重要。因為“資本之初源，仍出于土地與人力，土地而不施以人力，仍不得視為財產，如石田童山是也，故人力應視為最大之生產要素”，“一社會之人力至者，其社會之經濟力必強。”西洋各國經濟之所以發達，國富民強，重要原因就是他們把勞動視為神圣事業，“勞動神圣，晰族之恒言”。反觀中國，“養尊處優，吾華之風尚”，“自食其力，乃社會有體面者所羞為”，終于養成了“四體不勤，安坐而食他人之食”的惡習。在高度競爭的時代，西方社會珍惜時間，把時間視為金錢，“西人之與人約會也，恒以何時何分為期”，“西人之行路也，恒一往無前”。而“吾華惰民，即不終朝閑散，亦不解時間上之經濟為何事，可貴有限之光陰，擲之閑談而不惜焉，擲之博奕而不惜焉，擲之睡眠宴飲而不惜焉。”鑒于此，陳獨秀疾呼：“人力廢而產業衰，產業衰而國隳，愛國君子，必尚乎勤。[19]“尚儉”歷來被社會有識之士視為美德，陳獨秀的可貴之處在于從經濟學的角度賦予“尚儉”新的涵義。他說：“消費之額，不可超過生產，已為經濟學的定則”，這一定律決定了國家必須提倡儉樸之風，“人人節衣省食，以為國民興產殖業之基金”。然而，中國社會崇尚奢侈，“國民而無貯蓄心，浪費資財于不生產之用途”，缺乏現代經濟觀念，認識不到現代社會中“資本之功用”[20]。陳獨秀進一步指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提是要有雄厚的資金，但是，“合之賠款國債，每歲正貨流出，窮于計算”，國力衰微至此，如果“再事奢侈，不啻滴盡吾民之膏血”[21]。從上述可以看出，陳獨秀不但把勤儉視為增加生產、發展經濟的手段之一，更重要的是把勤儉當作衡量一國經濟力的標準之一，并把它們與國家的富強相結合。這種觀點表明，陳獨秀分析社會經濟問題已能深入到社會經濟現象背后，從文化思想觀念的高度，進行整體把握和透視。實際上，在這里他已自覺不自覺地提出了文化生產力的新命題，并為此進行了初步的探索。這是陳獨秀早期經濟思想中較具特色的部分，值得我們深思。(五)中國近代社會經濟落后原因與對策陳獨秀早期在考察和分析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現象時，十分重視對中國經濟落后原因的探討與總結。在他看來，中國近代經濟之所以十分落后，工業不發達，客觀原因就是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和掠奪；主觀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道德上的，“功利貨殖，自古為羞；養子孝親，為畢生之義務，此道德之害于經濟者也”。二是法律上的，“債權無效，游惰無懲；此法律之害于經濟者也”。三是政治上的，“官吏苛求，上下無信；姬妾仆從，漫無限制，此政治之害于經濟者也”。陳獨秀認為，正是這幾種原因，造成中國“生寡食眾，用急為舒”的狀況。基于此，他指出：“于此經濟競爭劇烈之秋，欲以三等流氓(政治家為高等流氓，士人為中等流氓，流氓為下等流氓，以其均無生產力也)立國，不其難乎？”[22]根據上述分析，陳獨秀初步提出了發展民族經濟的對策：一是反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加強利權保護意識。他指出，中國物產資源“實在是富足的很”，“礦產有煤、鐵、金、銀、銅、錫、鉛、水銀、青礬以及各種珠寶寶石；各樣的樹木魚獸，無不俱全，而且很多”，“若是自家開采起來，真是萬世子孫使用不盡的財產”，中國“豈不是大大一個富國么”。但由于封建迷信，“自家拘了風水的邪說，不肯開采，也難怪洋人都來垂涎”。國民意識不到開采有價值，那些總督、撫臺、總辦、紳士們則為了蠅頭小利把“本國四千年來祖傳的金銀財寶，你一處、我一家，私下里送了外人”[23]。鑒于此，陳獨秀強烈呼吁國民增強利權保護意識，加強對本地資源的利用和開發，反對外來侵略。二是提高產品質量，增強產品在市場中的競爭力。三是確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政體，為民族工業的發展提供政治法律上的保障。總之，陳獨秀早期經濟思想的主旨是謀求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實現國家獨立和富強，正因為此，這一時期，其經濟思想充滿了熾熱的愛國情懷，具有濃厚的愛國政治色彩。二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陳獨秀社會經濟思想也逐漸發生了變化，其突出特點是，由主張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逐漸轉型發展為力主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采用社會主義發展工業，實現中國社會現代化。這一時期推動陳獨秀思想認識發展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遍及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另一因素是1919年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在十月革命所引起的世界革命風潮的推動下，經過巴黎和會“這番教訓”，陳獨秀長期以來對西方資產階級文明的追求，連同對帝國主義的幻想破滅了。從此，他明確表示擁護俄國的十月革命，并把眼光從法蘭西文明轉向蘇維埃俄國。此后，陳獨秀開始重視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兩年以前，他還認為在中國社會主義學說之興“似可緩于歐洲”，而到1919年4月6日，他發表《綱常名教》一文，已經清楚地看到“歐洲各國社會主義的學說，已經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產黨的世界。這種風氣，恐怕馬上就要來到東方”[24]。同年4月27日，陳獨秀又發表了《貧民的哭聲》一文，他以社會科學家的觀察，悉心傾聽著“北京城里一片貧民的哭聲！”并預言“這可憐的哭聲”早晚叫那班文武官僚們頭痛，“最后還要叫他們發出同樣的哭聲！”在該文中，他開始用階級觀點觀察歐美各國，看到資產者和雇傭工人“貧富懸隔”，“所以窮苦的工人時常和開工廠的資本家為難，漸漸造成無產階級對于有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這就是現在各國頂緊急重大的問題。”[25]陳獨秀思想認識上的這種變化，經過五四運動特別是他1919年6月11日被捕入獄后三個月的鐵窗生活，又有了新的發展。例如，他出獄后不久，于1919年12月發表《告北京勞動界》一文，初步運用階級觀點剖析了他長期頂禮膜拜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區別了十八世紀資產階級民主和二十世紀無產階級民主具有不同性質和內容，指出“十八世紀以來的政制已經破產。”[26]不久，他又撰文公然聲稱：“我們主張的是民眾運動和社會改造。”[27]當然，陳獨秀此時思想認識上的發展并不是直線式的，而是經歷了曲折和反復。這主要是1919年底至1920年初，由于受到杜威、羅素等資產階級學者來華講學的影響，陳獨秀思想一度出現了明顯的停滯和倒退。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觀點在其思想中又占據一定的地位。然而，隨著1920年初，蘇聯紅軍打通了反動勢力在中俄邊界的封鎖線，中俄交通得以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潮流沖破各種逆流在中國更加廣泛地傳播開來。在這種情況下，陳獨秀思想上的停滯和倒退現象很快得以克服。1920年4月他聲稱“俄國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28]。表示要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在此前后，他發表了《馬爾塞斯人口論與中國人口問題》、《勞動者覺悟》、《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等文章，著重從經濟上論述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的必然性。在前篇文章中，陳獨秀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觀點批判了馬爾薩斯人口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勞動人民貧困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在后兩篇文章中，陳獨秀論述了工人階級、勞動人民是物質資料的生產者，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同時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說駁斥了資產代理人的謬論，揭露資本家以紅利名義榨取工人勞動血汗，并說：“這實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惡”，宣稱中國不能再走歐美、日本資本主義的錯路。陳獨秀上述幾篇文章的發表及所論述的觀點，表明其社會主義思想已初步形成。此后，他又發表《談政治》、《社會主義批評》等文對其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和完善。概括起來，陳獨秀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一)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到了“自身不能救濟自身危機必然崩潰的命運”陳獨秀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建立，是從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入手的。他運用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和工人在經濟上的不平等。他指出：“工人勞力所生產的價值，遠在他們每日所得的工資以上。這工資以上的剩余價值，都被資本家搶去，叫做‘紅利’分配了。”[29]對此，上海厚生紗廠經理穆藕初辯解說，十年前每日工資只一角七八分，五年前只二角四五分，現在有三角左右，工人的工資不是在遞增嗎？陳獨秀反駁說：“照馬克思底學說，工人每日勞力結果所生——即生產物——底價值，就算是五年前比十年前只加一倍，現在又比五年前只加一倍，而兩次工資增加都不及一倍，實際上豈不是遞減的現象嗎？這種遞減去的不是都歸到剩余價值里面，被資本家——股東掠奪去了嗎？”[30]這里，陳獨秀實際上已經認識到資本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貧困化的問題。以剩余價值學說為基礎，陳獨秀繼續分析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經濟危機現象。他指出，由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是無政府的，分配方法是承認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的，這都造成了社會生產量和社會消費量的不同等增加，由此發生了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陳獨秀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危機的必然性，因此對于帝國主義戰爭爆發的原因也就得出了正確的結論。他指出，帝國主義戰爭，“名為自衛，或是愛國，或是民族的向外發展，這都是騙人的話，其實都不外銷納剩余的生產品，好免國內的經濟危機，好維持資本階級權利，”“資本制度是國際侵略及戰爭底根本原因”[31]。由此，陳獨秀對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作了這樣的評價：“我們可以斷定資本主義的生產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濟自身危機必然崩潰的運命，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會主義的生產分配方法，才能免剩余價值、剩余生產等弊。”[32](二)“代資本主義而起的自然是社會主義的生產分配方法”陳獨秀在否定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同時，對社會主義的生產分配方法作了初步論述和設想，其要點有：1.社會主義不能馬上完全廢絕私有制。陳獨秀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切生產工具都歸生產勞動者所有”[33]，在這種條件下，人人都有工作機會，誰也不能侵奪他人的勞動成果。可是，中國革命是發生在貧窮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度里，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這種情況下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制度是相當困難的，必須經過長期的經濟發展，待生產力水平和人們的思想文化乃至道德水準都達到一定程度后方能實現，即便如此，私有財產也不會隨之消除。所以，陳獨秀強調：“非到共產主義社會實現私有財產是不能完全廢絕的，此事談何容易，俄國勞農革命家是馬克思派，不是玄家學，自始便未嘗妄想一革命能夠將私有財產完全廢絕，不過照馬克思共產黨宣言所指示將大企業及土地收歸國有罷了。”[34]新生人民政權只要把大企業和土地收歸國有，就完全掌握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命脈。在此基礎上，保留一部分私有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有利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總之，當公有制誕生之日，不應該也不可能是私有經濟絕種之時。2.在社會主義時期，應該建立多種經濟成分并行的所有制結構。陳獨秀根據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和世界經濟政治形勢，對未來社會所要建立的新經濟體制提出了設想：“國民革命成功后，我國的經濟制度，自然是家庭的手工業與農業、小生產制、國家資本主義等四種并行”，他同時強調：“我們所謂采取何種經濟制度，并不是說采用那一種而禁絕其余一切，乃是說采用某一種為全社會中主要的生產制度。”那么，中國革命勝利后，應以哪種生產制度為主，陳獨秀明確表示：“在主觀上在客觀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資本主義為全社會主要的生產制度，而可以采用國家資本主義以過渡到非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即是行向社會主義的社會。”[35]很明顯，在陳獨秀所設想的藍圖里，社會主義公有制并不是絕對排斥資本主義經濟的。陳獨秀對未來社會經濟結構的設想雖然不很完整，甚至存在某些認識上的偏頗，但是他企圖通過國家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相銜接，創造一種包括對外通商在內的多種經濟成分并行，不搞單一的所有制形式的主張，是完全符合中國經濟落后和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平衡這種客觀實際的，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借鑒。3.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制不宜高度集中。陳獨秀原先認為“資本歸公”后，“一切生產品底產額及交換都由公有的機關統計調節或直接經營”[36]，并指出：“有了社會需要的統計，不陷于無政府狀態，所有生產品是為社會需要而生產，非為資本家利潤而生產，是為用而生產，非為賣而生產。”[37]這里，陳獨秀所說的統計調節，實質上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同時，他把“為社會需要而生產”與“統計調節”聯系了起來，指明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這在當時是很可貴的。但是，考慮到中國經濟發展緩慢、地方經濟差別大、經濟生產形式不統一這一基本事實，陳獨秀認為，不能把社會主義生產的統一性與計劃性絕對化，盲目追求經濟管理體制的高度集中。基于此，他認為中國未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既要避免各自為政的過度分散的無政府狀態，同時也要防止經濟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方面的高度集中。他說：“鄙意所謂國家社會主義，決非建設在現狀之上，亦非由國家包辦一切大小工商業，馬上就要禁絕一切私人企業。所謂國家經營的大工商業，亦不必全集在中央，省管及市管方法(都算是公有)，亦可斟酌情形定之。”[38]權力適當下放，有利于調動地方和基層積極性，這是與我國經濟生產的社會化程度多層次性相適應的。4.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實現多數人幸福，但“平均貧富不是社會主義”。陳獨秀最初論述和宣傳社會主義的心理動因，是出于對資本主義的否定。因此，在陳獨秀的許多文章中，經常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進行比較，把能否實現多數人的幸福，作為評判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價值標準之一。例如，他在《國慶紀念底價值》一文中指出：“我們十分承認卻只承認共和政治在人類進化史上有相當的價值”，并不能給共和政治以全面的肯定，因為共和政治并沒有使資本主義變成理想的社會。“封建主義時代只最少數人得著幸福，資本主義時代也不過次少數人得著幸福，多數人仍然被壓在少數人勢力底下，得不著自由與幸福的。”共和政治被少數資本階級所把持和操縱，“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實際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數人是沒有分的。主張實際的多數幸福，只有社會主義政治[39]。后來他在《造國論》中進一步指出：將來國民革命的勝利也只是政治上的成功，并不是經濟上的成功，還須進行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因為民國必須建設在最大多數人民的幸福上面，人民的幸福又以經濟的生活為最切要，經濟的生活不進步，所謂人民的幸福，仍只是一句空話”[40]。在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十分艱難的，除了國內外諸多的不利因素外，人們還常常把社會主義簡單地歸結為劫富濟貧，經濟拉平，實行“共產”。陳獨秀對此進行了有力的辯駁，他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從表現形式上看，是所有制形式的變化和分配方式的變化，而實際上這種表現形式的變化根源于生產力水平的變化。因此，他認為社會主義并不是專門從事分配方法的改革，“其實專講分配方法去平均貧富，是均富主義，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對于生產方法和分配方法同時并重的”[41]。(三)“中國急需發達工業，但同時必須使重要的工業都是社會的不是私人的，如此中國底改革得的是西洋工業主義的長處，免得他們那樣由資本主義造成經濟危殆的短處”[42]陳獨秀原先重視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并主張以此實現中國工業化。但五四運動以后，隨著其經濟思想的轉型和發展，他力主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并把社會主義視為一種實現中國工業化的理想形式。因為，在陳獨秀看來，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模式是一條流弊萬端和危機四伏的道路，并且不符合中國實情。他說：“照中國社會的現狀，要開發實業，只有私人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這兩條道路。用私人資本主義開發實業，在理論上我們不能贊成，因為他在歐、美、日本所造成的罪惡已是不能掩飾的；在事實上，以中國資產階級幼稚的現狀，斷然不能在短期間發展到能夠應付中國急于開發實業的需要，而且在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及國內軍閥的擾亂未解除以前，中國的資產階級很難得著發展的機會。”[43]因此，陳獨秀認為，工業化的道路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但中國若步歐美、日本之后塵，走資本主義道路，勢必前途險惡而重蹈西方工業主義的覆轍。實業落后的中國雖處于工業化的起步階段，但中國的工業化欲避免西方工業主義的險途，惟有走社會主義之路，這樣才能取工業化之利而避資本主義之害，從而建立一個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新社會。陳獨秀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主張，不僅體現了早期共產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初嘗試，而且標志著中國現代化運動走出“西化”困境而探究新路的創造性轉折。當然，此時，由于陳獨秀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準備不足和對中國國情認識的欠缺，因此他對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認識不如后來毛XX等中共黨人那樣深刻，他關于中國工業化道路之資本主義模式和社會主義模式的取舍，尚缺乏從社會、歷史、文化諸層面加以把握的理論深度。不過我們指出這一點并無損于陳獨秀在中國工業化道路探索上做出的積極貢獻。綜上可見，陳獨秀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核心是論證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代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必然性。這種內容的經濟思想適合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構成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最初的基礎，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產生時的基本特征。同時，他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與同時代的其他早期共產主義者相比，在諸多方面又有其獨創性和科學的預見性，這些獨到、精辟的觀點、主張，時至今日，對我們仍然富有啟迪意義和借鑒作用。三1919年五四運動后，陳獨秀社會經濟思想逐漸轉型、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這一思想轉型在當時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反映了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的共同要求。然而，陳獨秀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建立，主要的并不是基于對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狀況準確、科學的認識基礎之上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當時世界革命風潮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沖擊的結果。關于當時的世界大勢，陳獨秀認為：“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一是資本家的國家，一是勞動者的國家，但是現在除俄羅斯外，……所有的國家都是資本家的國家，我們似乎不必妄生分別”[44]。陳獨秀這個論點的主要依據是“現代人類底經濟關系乃國際的而非國別的”。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時代，各國的社會經濟都是受世界資本主義的控制和支配，中國社會經濟也不例外，并沒有什么特殊性。他認為中國與歐美、日本只是工業發達的程度不同，在社會性質上并沒有質的差異。既然中國屬于資本主義社會，中國革命當然就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了。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陳獨秀在當時組織和領導了一場“關于社會主義的論戰”，論戰的直接焦點是發展資本主義還是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陳獨秀對持前一種論點的張東蓀等研究系分子作了猛烈的批判，并指出：“如果他斷定歐美資本制度要崩潰，能講社會主義，他便不應該說中國不能講社會主義，仍要采用資本制度。”陳獨秀的結論是：“此時我們中國不但有講社會主義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講社會主義底必要。”[45]顯然，陳獨秀的上述主張并不符合當時中國的社會實際。1922年以后，在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共產黨人逐漸認識到當前中國的迫切任務并不是進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應是與民主派合作，進行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國民革命。在共產國際這一理論與政策的影響、推動下，陳獨秀開始重視研究和思考中國的社會現實問題，思想認識又發生了新的變化，其主要特點是，從中國半殖民地的社會現狀出發，強調資本主義經濟作為一個過程是不能超越的。例如，他在1926年9月就曾指出：“國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設時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眾政權，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并且還不是工農政府，在那時革命的民主的民眾政權之下，中國的資本主義當然要發展起來，也只有到那時，真正的中國的資本主義才能夠自由發展。我們不是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決不幻想不經過資本主義，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會一跳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不過那時的中國資本主義，已經過國民革命的洗禮，已經是民族的民主的資本主義。”[46]到了抗戰時期，陳獨秀更是從人類進化形式及規律的高度論證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陳獨秀后期社會經濟思想的再度轉變，不能把它簡單地理解為是對其早期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回歸，因為此時的陳獨秀不僅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經濟學說已有了相當的了解，而且當他在談論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時，他并未放棄對社會主義理想社會的信念和向往。實際上，后期的陳獨秀關于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是其對以往社會經濟思想的拓展、深化和反思，其主旨是從更加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上探討中國達到社會主義的現實途徑。陳獨秀后期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有如下幾點：(一)“在科學的社會主義者看來，資本主義無論為功為罪，而畢竟是人類社會進化所必經的過程”[47]抗戰時期，陳獨秀把資本主義放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來考察，認為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必經的階段。“沒有它，小有產者的社會便沒有發展生產力和生產集中之可能。”[48]他說：“除了古代社會，我們所知道的逐漸進步的經濟制度主要的只有三個，封建的、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49]，“資本主義經濟制代替了封建經濟制，人類社會生產力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50]，社會主義“以國家計劃的生產代替私人自由競爭，使社會的生產力有更進一步的發展”，“至于生產集中和技能增高，社會主義的這些要求，和資本主義是相同的”[51]。因此，他認為：“社會主義對于生產力之增高和人類幸福都好過資本主義制。”[52]可他又認為，“誠然，社會主義制好過資本主義制；并且社會主義運動幾乎和資本主義制同時發生。世界各國只要那里有資本主義發生，也幾乎緊接著都有社會主義運動。它們的成敗，都由于社會發展的條件使然，并非人類主觀上故意要先采用較壞的資本主義制，后采用較好的社會主義制。”[53]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在先，社會主義在后，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必經的過程，是由社會發展規律和客觀的歷史條件決定的，而非由人類的主觀愿望決定。他通過對中外國營工業發展的情況分析指出：“即使國營工業普遍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是走出了資本主義范疇。”[54]他以蘇俄國家工業為例，認為“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經濟的成熟。如果列寧有理由說蘇俄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我們也可以說，蘇俄的國家工業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55]，蘇俄雖然變更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但還不能說“已經走出了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56]。他分析了當時中國有些人反對資本主義的意見，認為他們并非真心反對資本主義，事實上他們的觀點和做法仍未走出資本主義的范疇，因此，他認為，“我們不要學唯名主義者，一聽到社會主義便肅然起敬，一聽到資本主義便畏之如蛇蝎，厭之如糞蛆。如果人們不敢斷言中國此時可以采用社會主義制發展工業，這就必須毅然決然地采用資本主義制發展工業，只有發展工業，才能夠消除舊社會的落后性，才能開辟新社會的道路。”[57]在文章的最后，陳獨秀總結說，他并不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仍要走歐美循序進化的舊路，發展到盡頭，“只認為資本主義是中國經濟發展必經的過程，要來的東西讓它快點來，不要害怕它”[58]。由上可見，陳獨秀從經濟發展的規律上考察問題，認為資本主義經濟，作為一個經濟發展的階段，是不可以逾越的，認為中國社會經濟超越不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階段，沒有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階段也就難以有成熟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前提。(二)“資本主義比起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還是革命的，因為前者使生產力增高，后者使生產力停滯甚至萎縮”[59]陳獨秀從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這個著眼點出發，認為在經濟落后的舊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毫無疑問地屬于進步的經濟成分，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平均主義，在經濟上是反動的。陳獨秀認為，“由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缺點，其發展也，可怕的罪惡，亦隨之而來；然而它畢竟是一種進步的制度。能夠增加社會的生產力，帶來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消除舊的封建生產制的缺點和罪惡。”[60]社會主義生產制，比資本主義生產制有更高度的發展，也能消除資本主義的罪惡，但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若走循序進化的路，必須以內部經濟的政治的成熟為條件，若走跳躍進化的路，則必須以外部的影響(刺激與援助)及內部政治的成熟為條件”[61]，而當時無論走循序進化的路，還是走跳躍進化的路，條件都不成熟，因此，“目前還是等待時期，而我們的經濟建設都不能等待”，只有采用資本主義生產制。他引證列寧的話說：“俄國工人吃了資本主義不發達的苦，而不是吃了資本主義發達的苦。”陳獨秀認為“在中國更是如此”[62]。基于此，陳獨秀批判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固執地堅持私有及均產，“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卻是幻想的，在經濟上是反動的，只能使生產力停滯甚至萎縮。”因此，陳獨秀得出結論說：“中國目前的問題不是什么‘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而是‘本國的資本主義，或外國資本主義的殖民地？’”[63]這里，陳獨秀很明白地指出了資本主義經濟在當時落后中國屬于進步的經濟成分，需要大力發展。(三)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使社會生產力有了驚人的發展，它需要從全世界取得原料，……它需要對外競爭的民族戰爭，于是它的民族野心自然日漸高昂”[64]陳獨秀所謂的“民族野心”，主要是指創造欲，與偉大、向上、有志氣等是同義語。他認為民族野心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有密切的聯系，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才能產生民族競爭意識，才有民族的覺醒。他說：“資本主義的工業雖然造成滔天罪惡，同時卻創造了較高的生產力，較高的武力，較高的道德與文化，掃蕩了整個舊社會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將來新的社會主義社會之物質的基礎，是人類進化途中一次飛躍。”[65]由此，陳獨秀大力宣傳民族野心，并從民族野心出發，分析了中國當時的形勢，指出：“經濟長久停滯的中國，也因為鴉片戰爭之后，又經過歐洲大戰，資本主義的工業有了初步的生長，民族野心已開始萌芽。”[66]他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不發達的客觀現實影響到“民族資產階級昏懦可憐”，以至抗戰一年來，“為抗戰而盡力犧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識的工業家、工人、軍人和受過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洗禮的青年。所謂‘全民抗戰，不過是一句宣傳口號，因工業不發展而民族野心不高昂，……至于軍器、軍事技術和交通工具之貧乏，更是鐵一般的事實擺在我們眼前’”[67]。陳獨秀批評了死守著前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生產制、武器、道德和文化的做法，認為那是“癡人迷夢”，同時也反對那種承續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半吊子的見解”[68]。總之，陳獨秀認為經濟的發展，關系到抗日戰爭的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力量。他希望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制、武器、道德和文化走進中國，以激發民族競爭意識，即“民族野心”。(四)“此次我們對日戰爭，固然可以說為民族生存而戰，然而明了正確的說，應該是為民族工業而戰”[69]陳獨秀認為中日兩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成為中日戰爭的經濟根源。他強調“戰爭與革命都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認為它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他說：“此次戰爭，不但中日兩國都因為發展工業而戰爭，而且兩方面都因為工業有了發展才至于推動戰爭。”[70]“就日本說，輕工業的日本，在經濟上本非什么了不得的強國，歐戰以后，工業突飛的發展起來，原料和市場都不能與之相應”，為急于掠奪中國的原料和市場于是發動侵華戰爭，不要中國有民族工業，只要中國民族永遠為日本民族生產工業原料，做他們的農奴；在中國方面，自一次大戰以來，資本主義經濟“雖然因政府政策的錯誤建設得很緩慢”，但是“中國的資本主義工業，畢竟緩慢的一直發展著”，中國走向新興國的企圖“使大部分靠中國的資源和市場才能夠繼續發展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大吃一驚。”日本不允許中國成為資本主義的新興國，于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企圖以工業的日本統治農業的中國，只有用戰爭來打破中國建立資本主義新國家之野心，中國不甘心受日本的統治，要發展民族工業，自做主人，也只有努力抗戰以打破敵人的企圖。”[71]從上可見，陳獨秀揭示出中日戰爭的經濟根源在于兩國發展資本主義工業的矛盾，因此，戰爭的主要目的及實質在于為資本主義工業而戰，這種從爭取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意義上看待抗日戰爭的觀點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綜上所述，陳獨秀關于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思想，雖然由于種種原因有其理論上的缺陷與不足，但仍有許多合理的成分，比如，他把資本主義經濟作為一種經濟發展階段，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是人類社會前進過程中必經的歷程；從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角度，分析了資本主義的進步性，批判了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提倡不要害怕資本主義，要把資本主義大膽地利用起來，大力發展生產力，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等，符合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反映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要求，因而是正確和合理的，對此，我們應該給予科學全面的評價，切忌簡單化和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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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成為省名與張學良東北易幟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