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的威望比彭德懷高?賀龍,彭德懷,威望賀龍的威望比彭德懷高?歷史2009-12-2616:18閱讀18評論5字號:大大中中小小(鳳凰網歷史頻道專欄作者張雄文供稿)張雄文簡介:作家、粟裕研究專家、軍史學者,北京新四軍研究會一師分會會員,湖南冷水江人。1994年6月湖南師大本科畢業。2007年6月北京師范大學在職研究生結業。歷史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正本清源,盡可能恢復其本來面目。如果先入為主,削足適履,閹割史料以適應既定結論,那么無疑只能南轅北轍,離歷史的真相也便越來越遠。彭德懷是中共一代元戎,后來授銜第二大元帥。一般人印象中,他能軍令如山,言出法隨,威望極高。但解放戰爭中,擔任西北野戰軍司令員的他,卻有過不少尷尬的經歷。1948年4月,彭德懷指揮西北野戰軍轉戰千里,攻占寶雞,迫使胡宗南放棄延安。但這次作戰也暴露了西北野戰軍存在的問題,特別是一些指揮員未堅決執行彭德懷的命令,在胡宗南優勢兵力追堵中,幾次給西野造成險勢。西北野戰軍是賀龍的老部隊,前身為八路軍120師與紅二方面軍。此時,他已奉毛XX之命,將部隊的指揮權交給了彭德懷,自己“改行”專管后勤。賀龍聽說有人不聽彭德懷指揮,“感到自己有責任協助彭德懷迅速解決這些問題”。(《賀龍傳》)5月初,賀龍帶上中共元老林伯渠,首先從延安趕往“有問題”的西北野戰軍三縱(司令員許光達)。賀龍到后,在縱隊黨委擴大會上,對個別旅的干部“不團結問題”(即不服從彭指揮)提出了嚴肅批評。接著,賀龍與林伯渠趕赴西北野戰軍前委駐地洛川縣土基鎮,出席總結西府戰役的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這次戰役,西北野戰軍共殲敵2.1萬人,但也遭到不小損失。戰后,有的將領便“埋怨彭德懷的戰役決心有錯誤”(《賀龍傳》)。賀龍聽到反映后,也很惱火,認為“自己必須以鮮明的態度支持彭德懷”。(《賀龍傳》)會上,賀龍先嚴肅批評了四縱(司令員王世泰),認為:“這次戰役中,縱隊領導對下面分散兵力、不執行命令是知道的。”對戰役中“走錯了路,耽誤了時間”的一縱(司令員賀炳炎、政委廖漢生),賀龍批評說:“彭總打電話叫你們去那里籌糧,就應該堅決執行,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難,不堅決執行是不對的。彭總說了,就是命令。”(《賀龍傳》)會后,西北野戰軍進行整訓。賀龍又不辭辛勞,深入一、二、三縱隊,進一步做思想工作,要他們“加強團結,堅決服從彭德懷的領導”。彭德懷其時不僅是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還兼任解放軍副總司令,但竟需要賀龍屢次出面給部下做工作,才能指揮順手,的確令人不好理解。其實,問題遠不止這些。廖漢生的親屬在一篇紀念文章中,披露不少細節。1947年8月上旬,西北野戰軍第一縱隊攻打榆林失利,“換句話說,就是被人家打跑了。”一縱政委廖漢生心情很糟,忽聽電話響了,一接是彭德懷的。沒說兩句,彭德懷就開始罵人,最后說:“一縱就是兵慫慫一個,將慫慫一窩,”“賀龍的臉都讓你們丟光了”等等。廖漢生本來心里就郁悶,被彭德懷一罵,當時就爆了,在電話里和他大吵起來,先還解釋戰斗為什么不順利,到最后也干脆對罵起來!他最后一摔電話:“媽個X的,讓你看賀龍的部隊是什么樣子!”隨后,廖漢生迅速帶上警衛連,趕到榆林城附近,找了個合適的地形將部隊展開,看了看表,說:“今天我就要讓野司看看,我們一縱是什么部隊,就這一個連,最少也要擋住追擊之敵兩個鐘頭!”一縱司令員賀炳炎聽說后,也親自帶一個營去增援,結果打退了追兵,與廖漢生全身而退。廖漢生的親屬還回憶了一件事。就在1948年5月西野前委擴大會議上,因為一縱“走錯了路”,彭德懷批評一縱“沒有意識到危險,自己先走了”。這一事件的起因其實是因彭德懷越級指揮造成的,廖漢生心里一直有氣,又將彭德懷的意思聽了個滿擰,聽成一縱“有意識的先走了”,當時就炸了,當著全體高級將領,站起來和彭德懷爭辯起來:“你說說什么叫有意識的,什么叫沒意識的,你越過兩級指揮直接給團下命令,還是口頭命令,事前沒打招呼,事后也不通知。你倒說說這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要是不信過我們縱隊領導,干脆以后把我們和旅都取消掉吧!你直接去指揮團好了!老子不干了!”說著摘下軍帽就摔在桌上。賀炳炎也站起來:“對也罵,錯也罵,就你(彭德懷)一個人最正確!老子也不干了!”彭德懷的指揮風格與寬和的賀龍不同,比較剛直不近人情,西野將領們早有腹誹,廖漢生、賀炳炎一開頭,也都紛紛附和起來,七嘴八舌,這個不干了那個要撂挑子。一時把個會議幾乎變成批判彭德懷的會議了。這些細節,《賀龍傳》當然有選擇地隱諱了。參加會議的賀龍一看,趕緊嚴肅批評制止。會后又專門找到廖漢生,將這“渾身有刺”的外甥痛罵了一頓。《紀念一位離去的老人——廖漢生將軍二三事》不管是官史《賀龍傳》,還是廖漢生親屬的回憶,彭德懷的遭遇,遠比華東野戰軍實際統帥、開國第一將粟裕指揮中的遭遇要尷尬得多。但長期以來,樹欲靜而風不止,粟裕“威望不高”的謬論,在網絡上遭惡意地以訛傳訛,誤導了不少初涉軍史的年青人。正如粟裕的老部下呂韌敏所說:“粟裕蒙冤數十載,不實之詞漫天飛。以訛傳訛久矣,形成思維定勢,糾正起來極其困難(訛傳愈久糾正愈難)。”這一謠傳的主要“依據”是:一是華野離不開“威望高”的陳毅。唯一例子是,孟良崮戰役中,9縱司令員許世友一時對戰役意圖理解不夠,電話里對粟裕發脾氣,說:“你們當官的只知道在地圖上一卡一卡的,我們當兵的是兩條腿!”陳毅聽到語氣不對,接過粟裕的電話,對許世友說:“粟裕同志講的,就是我的意見,你們要堅決執行”;二是粟裕威望不如彭德懷,指揮不動“四野的驕兵悍將”。例子是,毛XX抗美援朝曾選粟裕掛帥,后來考慮到各個野戰軍都有部隊參戰,需要一位“威望高”、壓得住陣腳的統帥,因此最后選派了彭德懷。被一代軍神劉伯承稱為“我軍最優秀將領”的粟裕,是我軍最早被錯誤批判的高將領導之一,蒙冤36年,其赫赫戰功遭到轉移、淡化、磨滅。1994年12月,中央軍委給粟裕公開平反昭雪后,其真實歷史得到部分恢復,但秉承1958年錯誤結論,打壓粟裕的謊言依然存在,“粟裕威望不高”的謬論便是其中之一。粟裕統率千軍萬馬的人生,有且僅有孟良崮戰役中,許世友電話里對他講過一次條件,但“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許世友的情緒很快便煙消云散了。粟裕一道道氣壯山河的電令,暢通無阻。據《孟良崮戰役陣中日志》,粟裕不斷給9縱發電報,許世友唯有愉快地接受而已:△粟令:九縱攻至趙家城子,與一、八縱聯系向北打。△(十五時,九縱二十六師至趙家城子,敵二個團。)粟令派部監視之,主力即速西占孟良崮。△(二十三時)粟令九縱:應即由現地由東向西攻擊,配合一縱由西向東,由西南向東北,四縱由北向南,務于今晚縮小包圍圈,明日拂曉前三時發動總攻,以期盡可能于明日上午解決戰斗,并要九縱設法與八縱取得聯絡。△(十五時十五分)粟令九縱一個師打掃(戰場),二個師岸堤休息,為總預備隊。△(十七時)粟令九縱打掃戰場,肅清殘敵。……如果粟裕與許世友之間的這段“小插曲”是“威望不高”,需要陳毅壓陣的依據,那么彭德懷在廖漢生、賀炳炎、許光達、王世泰乃至王震等戰將面前的“威望”,便更加蕩然無存了。他不僅需要部下賀龍“壓陣”,而且遭當眾頂撞的廣度與程度,遠遠超過了粟裕。如果解放戰爭戰績第一,連戰皆捷,取得了蘇中、宿北、魯南、萊蕪、孟良崮、欲動、濟南、淮海等經典戰役,率65萬大軍準備攻打臺灣的第三野戰軍實際統帥粟裕“威望不夠”,指揮不動四野的13兵團,那么,指揮規模與戰果遠遜于粟裕的彭德懷,恐怕根本進不了東北邊防軍的大門,只能尷尬地吃閉門羹了。但事實上,彭德懷上任后并未發生這種情形,粟裕自然也不會有這種臆測里的遭遇了。因為粟裕是大將,彭德懷是元帥,因此相同的事件,一個便被無限夸大,反復渲染,成為“懦弱無能”的代稱;一個則諱莫如深,反成為“威望極高”的權威,歷史的確似乎成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令人嘆息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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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期臺灣文學所展示的民族精神臺灣,文學所,民族精神,時期,展示日據時期臺灣文學所展示的民族精神默認分類2009-11-3011:37閱讀343評論0字號:大大中中小小一、傳統文化之存繼與創新日據初期抗日運動屢遭鎮壓,然不少傳統士紳益發積極興學、講學。據統計,日據時期書院私塾數量曾多達二萬,詩社有二百多個。傳統詩社、書院、私塾等長期扮演臺灣文化傳繼的重要角色。不少傳統士紳投入文化啟蒙及政治社會運動,如:櫟社成員中的林獻堂、林幼春、蔡惠如等人參與爭取臺人政治權、教育權的政治運動,且于1921年與蔣渭水等人創立臺灣文化協會從事文化啟蒙的工作。因此,可從櫟社及林獻堂等人身上,看見傳統文化存繼創新與抵抗殖民統治的雙重面向,而林獻堂本人不說日語、不著日服的行徑,更被視為民族精神的表現。然部分舊詩社也出現趨附日本人的作品,另一方面擊缽吟原為講究格律,具有競技性和趣味性的集體創作。此一詩作形式曾一時風摩全臺,集結許多臺灣文人。其中不乏抒發民族情感、評議時局之作,然其末流輕薄詩風,一時蔚為風氣。因而,引起舊詩社內部廣泛的省思與討論,如:陳虛谷、葉榮鐘等人痛批其行徑,譏為“墮落的詩人”;而至1920年代的新舊文學論爭時期,更成為白話文提倡者攻擊的目標。二、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臺灣新文化運動源于1920年代,為非武力抗日運動的一環。此一文藝與思想活動是社會、政治運動的一面。它同時具有雙重意義;一是具有政治意義的反殖民主義運動,另一方面是具有社會意義的批判舊制度的運動,而臺灣新文學運動又為其中重要的一環。相較于1910年代后期展開的“五四白話文新文學運動”,其中質在于啟蒙與救亡,而臺灣新文學,除了具有啟蒙的意義之外,還包含對殖民統治的抵抗。1921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同時結合文化啟蒙運動與政治改革運動。其中,啟蒙教化運動計有:會報的發行、報刊閱覽的開設,以文化講演的名義,舉辦各種演講會、放映電影、推行新劇運動、開設代售書籍報刊的文化書局等。臺灣文化協會的創立宗旨說:“日本的海水是通歐美的一樣,臺灣海峽實是東西南北船舶往來必經的閘門,同時,早晚也是世界思潮會合之處。”文中呈現的是以臺灣為中心點的世界藍圖,呈開放式的文化思維。臺灣新文學運動一方面受到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浪潮的沖擊,如:黃呈聰、黃朝琴等人率先鼓吹白話文、改造漢文,曾留學北京的張我軍繼以“建設白話文學,改造臺灣話”為主題,連續于《臺灣民報》發表一系列抨擊舊文學的文章,揭開新文學運動的新舊文學論爭。由傳統舊詩社到新文學結社的過渡現象,得以1925年前后,由賴和等人于彰化地區組成“流連思索俱樂部”看出。他們不采用傳統詩社的名稱,一方面源于張我軍已開始攻擊墮落的傳統詩社,一方面也因為成員都是新知識分子,以示有別于傳統文人的結社。賴和等人以《臺灣民報》為中心走入新文學的創作,并各有成就。“流連思索俱樂部”的出現,反映了臺灣新文學的過渡現象,也足以說明1920年代的白話文作家皆有濃厚的漢文修養,以及透過日語的媒介掌握世界文學思潮。從而豐富了新文學創作的內涵。三、建立寫實文學特色1912年至1925年,被視為近代日本思想開放、自由的“大正民主”時期。該階段總督府以“內地延長主義”為治臺政策,有別于治臺初期的差別主義。換言之,總督府的殖民統治進入較為平穩的階段,相繼展開各式農業現代化、衛生設施的興建等工程。同時,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殖民地的人民獨立自決思潮的鼓舞。臺灣的政治、社會運動進入短暫的發展階段,至1930年代進入戰爭時期后,便又受到鉗制。在“大正民主”時代氛圍下,總督府的“近代化”建設和殖民化的差別待遇,實為一體兩面。因此,臺灣知識分子以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如:文學與藝術,呈現殖民統治的真實面貌。與政治、社會運動相應而生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同時具有啟蒙和抵抗的意義。被譽為“臺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一方面參與社會政治運動,且曾兩度入獄;一方面透過作品反映現實、批判社會的不公。其代表作《一桿秤仔》,藉由象征總督府度量衡標準的“秤仔”,因巡警的索賄不成,被毀損丟棄,身為賣主的農民因此被認定違反該項規定,在除夕夜被拘役三天。作品藉由“秤仔”,代表執行國家法律的警察,進而暗喻殖民帝國對臺灣勞苦大眾的欺壓與剝削。賴和口說臺灣話標榜“手口一致”的臺灣話文寫作,以及經常穿著一襲臺灣衫,除了喟嘆“我生不幸為俘囚”之外,應是帶有民族主義的有意識作為。1917年俄國革命成功,鼓動社會主義風潮的盛行。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全球性的經濟不景氣,在日本國內,造成蓬勃的無產階級運動。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首都大半化為廢墟,為日本社會掀起重大的變化。1924年,年僅十九歲的楊逵,為了擺脫與童養媳之間不合理的婚約,決定離開臺南州立二中,赴日求發展。留日期間,除半工半讀之外,實際見證了1920年代如火如荼的勞農運動。這段經歷對楊逵留下深刻的影響。楊逵的一生,因積極參與勞農運動而數度入獄,更站在勞動階層的立場創作,進而構成其作品的主要特色。《送報夫》是楊逵的第一篇小說,故事情節的鋪陳和楊逵留日的遭遇頗為相似。內容敘述臺灣籍青年楊君赴日求學的前夕,正值糖業株式分社強行搜購土地,造成楊君的父親因而失去生命。為謀生計,楊君找到《送服夫》的工作,卻因無法達成業績而須離開報社,最后連保證金也一并被老板侵吞。文末以“我滿懷著信心,從巨輪蓬萊號的甲板凝視著臺灣的春天——這寶島,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表面雖然裝得富麗肥滿,但只要插進一針,就會看見惡臭逼人的血膿迸流!”“富麗肥滿”暗指日本殖民統治底下,表面上以發展農業現代化為由,實則以犧牲臺灣勞農階層的權益為基礎。臺灣新文化運動,可視為文化抗日運動的開始。因此,伴隨著政治運動而來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其根基于斯士斯民的寫實主義風格,成為主要的發展特色之一。賴和、楊逵等人的作品,成為樹立起該項文學傳統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從以上內容分析來看,日據時期臺灣的私塾、詩社等,它與普遍的私塾及詩社等性質并不相同。它是在日本殖民統治者強制推行日語教育下,漢民族人民為保存自己的民族語言而進行抗爭的一種形式。櫟者,朽木也,“櫟社”之稱,雖以詩人身逢世變,無以為用,但深層卻表達了,即使是朽木,也有其根基之意。日據臺灣時期的私塾競達二萬之多,詩社也多達二百之眾,體現了臺灣文人以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與日本殖民統治者斗爭的強烈心態,即展示了他們民族精神,也顯現了他們為保護及繼存中國文化所做出的貢獻。而源于1920年代臺灣新文化運動,其文藝思想所體現是社會政治運動在文化方面的反映,為非武力抗日運動重要的一環。它是受大陸1910年代后期“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影響,其代表人物張我軍,也是曾留學于大陸。其所倡導的“建設白話文學,改造臺灣話”為主題的“臺灣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大陸新文化運動在臺灣的延續與發展。而在殖民地特殊的環境中,“臺灣新文化運動”又具有在政治上反對日本殖民統治,在社會上批判舊制度的雙重意義。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文學,以揭露日本殖民統治為特點。作家筆下鮮活的人物,無不是這個殖民社會的祭奠品。他們在民族差別待遇、社會種種不公中,或者反抗,或者順從,但其展示的民族主義意識,表達了殖民統治下,臺灣人民潛藏著的民族精神的真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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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百年前的雜志看日本是怎樣“皇民化”臺灣人皇民化,日本,臺灣人,雜志從百年前的雜志看日本是怎樣“皇民化”臺灣人默認分類2009-12-0211:46閱讀6927評論60字號:大大中中小小皇民化運動一般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戰爭需要,日本軍國主義對殖民地民眾實施的一系列“同化”運動。在臺灣,“皇民化”正式的實施,是在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發后,總督府禁止報紙漢文欄,為皇民化運動開始的標志。所以,一般研究者,如周婉窈就在《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中,將皇民化運動時間定位為1937--1945年。而研究者也將日治臺灣時期的皇民化運動,分為前后兩個時期。1937--1940年為前期,稱為“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時期;1941~1945年為后期,稱為“皇民奉公運動時期”。第一時期的皇民化著重于思想宣傳和精神動員,致力于消弭臺灣人民的中華觀念,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第二個時期的皇民奉公運動在加強思想、精神動員的同時,更致力于強調奉獻實踐。總督府為了皇民化運動的深入展開,廣泛利用大眾傳媒手段,采用廣播通訊、出版報紙雜志等方式,向臺灣民眾灌輸日本“被迫戰爭”的思想,皇民化臺灣人民,以圖安定殖民地的民心。《部報》的刊行就是這些大眾傳媒其中的一部分。《部報》是由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于1937年9月11日創刊發行的,前后共發行154期,截至到1942年10月1日(具體時間有待于進一步確定),時間長達五年之久,跨越了皇民化運動的兩個時期。它每月發行三期,即每月的一、十一、二十一日發行。臺灣總督府為什么在中日全面戰爭后發行此刊物,總督府自己的解釋是:“本刊發行的目的,首先是向一般民眾宣傳和普及本府發布的各種政策和意義,以求得民眾對其正確的理解和堅決執行;其次是推廣普及各種法令內容,提高普通百姓的法律意識;第三是力圖將現今中國戰場的狀況、作為后方的臺灣對戰爭應做出的貢獻等,向全臺進行介紹;最后是希望藉此刊物,將總督府各機構得到的內外情報、經濟、文化等相關資料,向一般大眾公布,遂行公開透明的政治,以拉近本府與民眾的關系。”《部報》的文章,特別是前一百期,幾乎都出自于總督府的各個行政部門。后來,隨著日本侵略戰爭的不斷擴大,總督府先期一再宣傳“不擴大戰爭”的謊言已經破滅,總督府調整對臺灣民眾的宣傳方向,開始向臺灣人民宣傳“支那事變已經演變成為長期的戰爭,帝國要建立東亞新秩序,國民必須努力理解帝國的新國策。”為了這個背景原因,發行方對原先的辦刊方向做了若干修正,確定《部報》發行的兩個目標是:“推出正確認識時局的各種資料和向普通民眾解釋浸透國家現行的各種政策。”因此,從第一百號開始,由以前的每月三次,改為每月兩次出版(一日、十五日),內容也做了大量的變動,由以前較為固定死板的欄目格式,變得較為豐富,同時也開始采用個人供稿(在此期上就有杜聰明、森崗二朗、安田勇吉等人的文章)。所以,這套由總督府發行的刊物是研究日本殖民臺灣后期,特別是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后日本對臺皇民化政策及皇民化運動一個良好的切入點。“皇民化”運動的研究,目前已經集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而對皇民化政策的研究較少。從目前研究的現狀來看,這兩個方面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文化的層面上。實質上“皇民化”運動不僅有文化上的意涵,在文化層次的基礎上,更有經濟與政治的意涵,這是以往研究者較少關注的。而《部報》這筆塵封以久的寶貴史料,其文章大都出自于總督府各行政機關之手,能更真實地反映出日本殖民者自己對皇民化內涵的界定。從《部報》的文章,也可推論并印證殖民統治者皇民化政策的重點是著力于“作為皇民的臺灣民眾,應有精神及物質奉獻的義務。”一、“欺騙與鼓動”的皇民化運動思想理論基礎“七七事變”爆發后,臺灣總督府立刻發布“為因應時局徹底進行精神總動員件”和“華北事件之際特別注意事項”,加緊了宣傳控制。1937年9月10日,通過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及本部規程,在總督府設立本部、組織本部參與會,下設州廳支部、市郡支會、街莊分會,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此于相配合,9月11日,由總督府臨時情報部創刊發行“部報”,宣揚“日本是為了建設東亞新秩序而戰”的思想。此時期處于日本全面戰爭開始階段,所以《部報》的內容主要是向臺灣民眾宣傳“支那戰爭”發生的原因、中國戰場的情況、亞洲各地對戰爭的反映、臺灣應在戰爭中所充當的角色等等。這一時期的《部報》有三個欄目在每期都是固定的,即是:地方情報、海外情報、華僑情報。此三個固定欄目的基礎上,就是一些側重于思想上教化臺灣人民的專題性文章及戰時經濟的文章。就戰爭的原因及戰爭的進展及各方的反映,是希望皇民化運動的主體對象,臺灣民眾認識的的內容,所以被視為是臺灣民眾接受皇民意識,是否愿意成為皇民最重要的思想信任的一個起點。這是皇民化運動的思想理論基礎。此前的論文較少地就此方面進行研究。一般都以“大力宣揚日本是為了建設東亞新秩序而興正義之軍,進行的是圣戰”等語帶過。實際上實,從《部報》的文章,例如《排日運動的歷史》(第1期)、《支那事變與皇軍的威力》(第1期)、《中國對我日本的迫害和我對支那人的溫情》(第6期)、《菲律賓的概觀和支那事變的影響菲》(第10期)、《英領馬來與支那事變》(第11期)、《支那事變與荷領印度》(第13期)、《支那事變和(????)(第14期)、《法領印度支那和華僑》(第15期)、《海南島的展望與支那事變》(第17期)等來看,日本就全面戰爭的原因、態度及各地的反映等,都明顯存在關欺騙行徑。另一方面,總督府大肆在對臺灣民眾進行文化宣傳,作為皇民運動的思想理論基礎。僅以《部報》為例,就有如下文章:《南支同胞的活躍和支那事變》(一、二、三)(第3、4、5期)、《支那事變相關美談集錄》(第3期)、《怒放的萬朵櫻花——美談集錄》(二——十六)(第4—19期)《八閎一宇的圣旨》(第21期)、《沒有武器也能戰斗的思想戰》(第21期)、《廣播的使命和臺灣的放送》(第22期)、《在囹圄----敵后的赤心(一、二)》(第23、24期)、《國家總動員法施行之際》(第24期)、《臺灣農業義勇團的使命》(第25期)、《臺灣農業義勇團的近況》(第32期)、《集團作業》(第32期)、《臺灣聯合青年團》(第33期)、《國民身心鍛練運動的實施》(第33期)、《臺灣進行曲》(第34期)、《東洋和平和國家總力戰》(第36期)、《國策和收音機》(第41期)、《締造國民精神振興周》(第43期)、《囹圄(監獄)涌動的感激譜——皇軍大捷祝賀》(第47期)、《新東亞的建設》(第48期)、《時局和自治指導精神》(第49期)、《本島教科書的編纂》(第50期)。《八閎一宇的圣旨》(第21期)、《沒有武器也能戰斗的思想戰》(第21期)、《廣播的使命和臺灣的放送》(第22期)、《在囹圄----敵后的赤心(一、二)》(第23、24期)、《國家總動員法施行之際》(第24期)、《臺灣農業義勇團的使命》(第25期)、《臺灣農業義勇團的近況》(第32期)、《集團作業》(第32期)、《臺灣聯合青年團》(第33期)、《國民身心鍛練運動的實施》(第33期)、《臺灣進行曲》(第34期)、《東洋和平和國家總力戰》(第36期)、《國策和收音機》(第41期)、《締造國民精神振興周》(第43期)、《囹圄(監獄)涌動的感激譜——皇軍大捷祝賀》(第47期)、《新東亞的建設》(第48期)、《時局和自治指導精神》(第49期)、《本島教科書的編纂》(第50期)。以上文章從其篇名上就可以分析出它與后期的皇民化有著很深的關系,對皇民化主體的影響有著很重要的作用,是皇民化運動的主體——臺灣民眾產生精神信任的基礎。二、皇民化運動的真正意涵臺灣學術界對皇民化運動已經有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學術成果。由于在大陸受條件所限,能收錄到專文有如下篇幅:葉石濤的《皇民文學》、林瑞明的《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臺灣作家與皇民文學》、陳映真的《精神的荒廢—張良澤皇民文學論的批評》、曾健民《臺灣“皇民文學”的總清算—從臺灣文學的尊嚴出發》、劉孝春的《試論“皇民文學”》、柳書琴的《殖民地文化運動與皇民化—論張文環的文化觀》、呂正惠的《殖民地的傷痕:脫亞入歐論與皇民化教育》、查時杰的《皇民化運動下的臺灣長老教會》、李英茂的《他教我們高喊天皇陛下萬歲!:皇民化運動簡述》、陳壬癸的《日據未期臺胞抵制皇民化運動之探討》、許佩賢翻譯的近藤正己的《對異民族的軍事動員與皇民化政策:以臺灣軍夫為中心》、廖振富的《反戰與反皇民化的呼聲:日據末期的林獻堂詩》、陳芳明的《皇民化運動下的下的四○年代文學》、葉立誠的《臺灣日據時期皇民化運動對服飾文化影響之初探》、吳婉筠的《皇民化運動與皇民文學的生成與歇斯底里機制》等。從以上有關皇民化運動的研究成果分析來看,皇民化運動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層次上。這也出現了有學者將皇民化運動主要內容概括為包括四大項:宗教舊俗改革運動、國語運動、改姓名運動、志愿兵制度。在宗教舊俗改革方面,要以日本國家神道信仰取代殖民地傳統信仰,要求臺灣人敬拜日本的“天照大神”,并推動“正廳改善運動”,要求人民把家中牌位、神像燒掉,改奉神宮大麻(指由日本伊勢神宮所頒布的神符)于正廳。在國語教育方面,1937年4月以后,總督府全面禁止報紙的漢文版。早期師范學校開設的漢人課程已不復見。學生在學校里被要求講國語(日語),民眾在社會上獎勵說國語。對于全家大小24小時都用日語交談的知識家庭,則準予國語家庭的優待。要成為國語家庭必須提出申請,經認可后,官方會在公開儀式中頒發刻有“國語家庭”字樣的牌子,供其懸掛在住家門口上,以示榮貴。國語家庭可以享有許多優惠,如小孩較有機會進入設備師資較好的小中學念書、公家機關得以優先任用、食物配給較多等。改姓名是指把漢姓漢名改為日本式的姓名,無疑地,這是做為“真正日本人”的重要形式之一。以上三點的研究方向,可以說是皇民化運動中,主體意識對殖民統治者精神上的信任、政治上的認同的具體表現,也是以往研究者特別關注的幾個方面,但在《部報》的文章中反映的并不多。只有諸如《芝山巖精神》(第52期)、《國民精神研修所開所之際》(第54期)、《關于國家總動員的實行》(第69期)、《國愛總動員法第六條的解釋》(第70期)、《關于本島人內地式姓名的變更》(第88期)、《電影“九段的母親”觀后感》(第90期)、《皇民化和教育》(第98、99期)等少量的文章。這能否說明殖民統治者發動皇民化運動的重點,并不局限在此,而另有其它的目的?從《部報》的文章來看,皇民化運動的真正重點可能是在經濟層面上所體現的內涵。即是精神及物質上的奉獻,即奉獻運動主體的財產甚至生命。而志愿兵制度只是這其中的另外一個部分。從《部報》文章分析,日本殖民統治者皇民化政策的著重點,體現在經濟層面的意涵上,即“主體的精神及物質上的奉獻”。三、皇民化政策的三個遞進層次由于以往的研究者對皇民化運動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層上,可能致使后人對殖民統治者皇民化政策的認識只駐足在文化層面上。但從《部報》的文章分析來看,竊以為皇民化政策應體現在三個遞進的層次上。1、文化上的同化——培養超越血緣遺傳的“日本精神”血緣遺傳的正當合理性,賦與了身份排他與自我的特質,那如何讓臺灣人擺脫血統天生的命定,而成為大和民族的日本人呢?那就是采用宣傳鼓吹訓練臺灣人認同日本的精神,使身份認同超越血緣,從而煉成臺灣人成為具有日本精神的皇民。為此,殖民統治者采取了大量的措施,諸如前面所講到的宗教舊俗改革運動、國語運動等相關皇民化政策都屬于此范疇內。2、政治上的認同——成為具有日本姓名的真正皇民殖民統治者透過信仰日本神話,祭祀天照大神,凝聚臺灣的集體歷史記憶,進而創造一種與日本人共同的歷史起源,以便使臺灣人順利地進入大和民族,又通過日本語語言的使用,化解血緣的差異,鍛煉臺灣人成為具有“日本精神”的皇民。為使臺灣人“精神系圖”與“血統種族”能夠辯證的合流,具有政治認同意義的姓名更改,則是解決“血緣本質論”與“身份社會化”對立的好辦法。由于基于政治的認同,臺灣人開始接受皇軍征召;1937年秋天起,日本人已開始在臺灣征用軍夫以擔負軍中雜役。1942年(昭和17年)4月實施“陸軍特別志愿兵制度”,開始向臺灣人募兵。1942年6月中途島之役日軍大敗,戰況對日本轉趨不利,日本當局因兵源缺乏,乃于1943年又實施“海軍特別志愿兵制度”。陸、海軍募兵制的實施,共有16,500名臺灣青年加入日本軍隊作戰。從申請志愿兵的人數來看,當時臺灣人響應日本當局的募兵制度似乎相當踴躍。除了某些人將當兵作為一條生路,那么皇民化教育的洗腦,自覺奉獻的人也不在少數。部報中的《志愿兵特輯號》(第139號)就有專題的報導。3、經濟上的奉獻——忠于天皇奉獻精神與物質在臺灣人文化上超越了血緣障礙,在政治上達到認同而成為日本臣民后,愿意效忠日本天皇,挺身而出,奉獻精神與物質,實際上展現了經濟層面上問題。這種精神與物質的奉獻才是皇民化政策及皇民化運動的著重點,也是本研究計畫的重點及希望能突破的所在。《部報》的文章大部分都屬于這個層面上的,從《部報》的文章分析來看,物質層面的奉獻分為以下幾個方面:(1)、皇民的納稅義務七七事變后,臺灣總督府增設了“臺灣支那事變特別稅”,在原有納稅品種的基礎上,又增加了通行稅、入場稅及特別入場稅、物品稅、利益配當稅、公債及社債利子稅這五個新的稅種,并將原有的所得稅、法人資本稅、酒類出港稅、砂糖消費稅、臨時利得稅進行了增征。這些特別稅,是皇民化政策在經濟層面上重要的一個部分,在部報的相關文章諸如《事變后臺灣新增稅》(第23期)、《新增稅和地方稅關系》(第25期)、《支那事變和臺灣的增稅減免等的概要》(第72期)、《支那事變和臺灣稅務相關法規改廢等的概要》(第73期)、《本年度實施的改正稅令等的概要》(第95期)等,都有所反映,如果能與其它相關資料配合分析,將會對皇民化政策有新的認識。(2)、皇民的儲蓄與獻金儲蓄及國防、恤軍獻金等是皇民化政策及皇民化運動的重要部分,也是作為衡量是否為皇民的重要尺度。部報中的《愛國儲蓄運動》(第27期)、《郵政儲蓄所體現的后方的赤誠》(第40期)、《臨時資金調整法令的改正》(第41期)、《就金報國運動》(第35期)《經濟戰和國民生活》(第82期)、《經濟戰和國民生活》(第82期)、《經濟戰強調周的實施》(第36期)、《面對經濟戰島民的態度》(第36期)、《關于改正金使用規則》(第89期)、《后方的經濟協力》(第57期)等文章,或可就此問題進行說明。(3)、皇民的節約奉公日華戰爭全面爆發后,由于物資及食物的緊缺,總督府當局要求臺灣皇民要像日本人一樣節衣縮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行節約,以支持戰爭。部報中的《人造纖維混用規則及概說》(第26期)、《學校應厲行皮革資材消費節約》(第29期)、《改正金使用規則》(第37期)、《關于時局和重要礦物的增產》(第46期)、《代用品的說明》(第50期)、《關于學習用品的調整與節約》(第54期)、《絲配給統制規則的公布》(第71期)、《關于國民征用令的實施》(第76期)、《關于臺灣米業令的公布》(第78期)、《關于在臺灣的國策遂行》(第80期)、《經濟戰強調運動的要綱》(第80期)、《經濟戰和國民生活》(第82期)、《小作料統制令的施行》(第87期)、《臺灣衣料品事情》(第142號)等文章,有相關的報導或說明,可對此政策進行一定的了解。(4)、皇民的集團式奉獻在要求皇民節約奉獻的同時,總督府還策動臺灣民眾組成集團組織,以組織的名義進行皇民奉公活動。諸如組織農業義勇團、臺灣聯合青年團、女人團體等。這些都是皇民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部報中相關的文章有:《國家總動員法施行之際》(第24期)、《臺灣農業義勇團的使命》(第25期)、《臺灣農業義勇團的近況》(第32期)、《集團作業》(第32期)、《臺灣聯合青年團》(第33期)。綜上所述,從《部報》的文章中分析得出,以前的皇民化運動及皇民化政策的研究,有被文化層面所束縛的現象,而從《部報》的文章著手,則會較側重從經濟層面上進行探尋分析,這也許會給皇民化政策及皇民化運動更豐富的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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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第一個人權事件——“治警事件”臺灣,人權,治警臺灣第一個人權事件——“治警事件”默認分類2009-12-1712:59閱讀42評論7字號:大大中中小小1923年日本裕仁皇太子(以后的昭仁天皇),要到臺灣這個“天皇之島”視察,當時臺灣總督府既緊張又興奮,下令所有的學校緊鑼密鼓的練唱歡迎裕仁皇太子的歌曲,排練歡迎皇太子的儀式,蔣渭水他們這群積極推動“臺灣議會請愿活動”的同志們也覺得很興奮,他們也積極的籌劃一個特別的歡迎儀式,來迎接皇太子的到來。4月18日裕仁皇太子的行程是視察大稻埕的太平國小,太平國小是日本統治臺灣后第一批成立的公學校,也是日本總督府特別關照的樣板學校。當天皇太子的隊伍正浩浩蕩蕩的經過大安醫院門前時,只見蔣渭水他們也大張旗鼓的張貼起他們的歡迎布條—“恭迎鶴駕臺灣議會請愿團”。跟“臺灣議會請愿團”比較起來“恭迎鶴駕”四個字簡直小得不成比例,這種假歡迎,真請愿的做法,不但引來皇太子的不快,更讓總督府覺得難堪。因此,布條馬上被扯下,蔣渭水等人被懷疑有不良意圖,警察大肆搜查住宅,當然也被北警署拘留(現今寧夏路大同分局),蔣渭水成為“臺灣人中第一個因為公事受拘留的人。”據蔣松輝回憶說,從此以后,只要有日本皇室或政府要員到臺灣來,蔣渭水就要先被請進北警察署拘留,直到他們離開為止。“臺灣議會期成同盟”在東京合法成立,“向皇太子假歡迎真請愿”的活動,都讓臺灣總督內田嘉吉心中忿忿不平,認為自己的權力受到了傷害。于是就在1923年12月16日拂曉,在臺北地方法院三好一八檢察長的指揮下,大舉逮捕議會期成同盟會的干部四十一人。在審判的過程中,蔣渭水穿著竹青色長衫應審,義正辭嚴的提出答辯,駁斥三好檢察官的種種污蔑指控。最后的宣判下來,蔣渭水與蔡培火被判刑最重,禁錮四個月,最絕的是蔣渭水和蔡惠如穿長衫也被檢察長列為罪證之一。這次的事件,總督府假借「臺灣治安警察法」的條例,進行搜捕治罪的事實,所以日后就統稱為“治警事件”治警事件的逮捕行動,雖然使蔣渭水等人入獄服刑,卻使臺灣民報的銷售部數突破了一萬部大關。有形無形之中也促使四百萬臺灣同胞的政治覺醒。治警事件也被后人稱為“臺灣第一個人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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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黑通達章士釗(2)章士釗紅黑通達章士釗(2)1931年,50歲的章士釗由東北回到上海,一方面掛牌當律師,一方面投入青紅幫大亨杜月笙門下,后一條是件費解的事。堂堂民國司法,教育總長為何這樣自賤?論學問,章是不錯的,在海外留學多年,寫一筆好文章,他1915年辦的《甲寅》雜志,實際比《新青年》更早,而且蔡元培,陳獨秀進北大掀起新文化大潮時,章士釗是被邀進入北大做教授之一。雖然他在陳獨秀,胡適提倡文字革命論戰中,是站在對立面,堅持保持古文傳統立場,是攻擊白話文的主角。但是這些并不妨礙章在離開政壇后在大學得到高等職位,安心從事教育學問。章士釗的老友吳稚暉對他的墮落很哀嘆,當他看到章還在報上以文人身份對一些文化人品頭論足,寫了篇嬉笑怒罵的《喪友》文挖苦章士釗,說到“不孝友吳敬恒等罪孽深重,不自隕滅,禍延撇友學士大夫府君,府君生于前甲寅,痛于后甲寅,無疾而終。不友親視含殮,尊古心喪,毷塊昏迷,不便多說,哀此訃聞。”縱觀起來,還是和章士釗在官場幾年,養成嚴重不良生活習慣有關,他又嫖又賭,還吸食鴉片,看來單憑薪水很難維持正常開銷。杜月笙在上海30年代是其最鼎盛年代,鴉片生意為其壟斷,并且他一貫涉足政經兩道,長袖善舞,表面還喜歡披上文化色彩。在杜月笙門下花錢養的門客里有兩個人最有名,一個是幫助袁世凱稱帝后失落的楊度,一個是追隨段祺瑞落馬的章士釗。章和楊是好朋友,是不是互相介紹而入杜門不得而知,有一說章和黃金榮很熟,章與杜月笙關系由黃介紹。這也有可能,章士釗第二個夫人即黃干女,傳說49年黃金榮沒離開大陸,是章與中共達成默契,由奚夫人親自傳告,黃在解放后果真未被判刑或處死。章士釗和楊度雖然“吃上流氓飯”,但畢竟是頂尖文人,政治投機失利,還不能等同真正流氓地痞。他們只是在國民黨的民國政府不受接納,走投無路而已。周恩來臨故前特意囑托為楊度辯白,楊曾秘密幫助共產黨并加入中共。章士釗其實也做了一些這樣的事。當潤之妻楊開慧在長沙被何鍵逮捕,其母在親屬陪同下立刻赴上海去找章士釗幫助營救,章士釗顯然念楊昌濟舊情,聯絡蔡元培,譚延?等去電說情,可惜沒有奏效。據說當初紅軍打入長沙,有人看見何鍵家里也是橫尸多具,所以何報仇心切,不僅一定要殺毛妻,甚至派兵分別去毛XX和彭德懷老家鏟平了祖墳。值得一提的還有陳獨秀共黨案,陳同意章士釗作為辯護律師,章士釗的辯護詞寫得很精彩,引用歐洲諸典,大談國家和政府之區別,提倡言論自由,為陳獨秀做了有力辯護,陳獨秀從原擬由軍事機關審判,改為江蘇高等法院審判,從一審判13年到終審判8年,章自有辛苦。當然章士釗這個大律師一般都是專接有油水的大案,在權貴中游走牟利,1945年,他還接了日本華北政府王緝唐,梁鴻志的漢奸案,他收取大量訴訟費,可是在法庭上,他的辯護詞常是:“他們是漢奸,但是....."。真讓花了大錢的當事人啞巴吃黃連,哭笑不得。杜月笙和孟小冬按說憑前司法總長的招牌做律師也應該能正常生活,但是他卻寄身杜月笙門下近20年,難免后人講章士釗是清客,習慣被供養。杜家是夜夜開飯桌,飯后各廳燈火輝煌,談事、麻將、抽大煙、鑼鼓京劇。章士釗在杜門下行走,管住,管玩,一起吃喝嫖賭抽,杜每月供給生活費幾百大洋。章出入杜府,吃喝玩樂、煙嫖狎戲子,倒也很逍遙。章士釗的第三個夫人,正是這種場合相識的戲子。抗戰爆發,杜月笙去了重慶,也沒忘章士釗這個客卿,在汪精衛偽政權成立后,曾拉攏章士釗入局,杜月笙聞訊派人將章偷偷從上海接到重慶,章就一直住在杜公館,杜還玩笑說:怕章被日本人弄去當漢奸。不過章士釗算給杜月笙露過一次大臉,抗戰中,杜月笙和戴笠成莫逆之交,抗戰中軍統和青紅幫曾聯手在上海地下攜手密戰。抗戰剛結束,戴笠飛機失事而死,蔣介石贈花圈,題“碧血千秋”,挽聯文為:“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跡,奇禍從天降風云變幻痛予心”。蔣介石示意教育部長陳立夫,要發動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名人,寫幾副挽聯來,好好悼念。陳立夫利用一些名流宿彥的聚會,向大家提出給戴笠送挽聯的事。名流們雖然感到欽命不敢違,但想到戴笠其人的特務一生,怎么好歌功頌德,一個個都是急流勇退,相互推諉。有人知道杜月笙與戴笠交誼匪淺,章士釗在其門下,故讓杜請章撰一聯。章果然不負杜望,在眾挽聯中,各界公認的上上聯,是章士釗寫的一副挽聯。上聯云:“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下聯曰:“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評”。這副對聯寫出后,很快被社會各界推為切合戴笠身份的名聯,一時傳為佳作。抗戰后章士釗回到上海,這時他年過60,也就當當寓公了,不想另有一段奇遇,造成晚年紅運。解放戰爭末期,上海富人巨賈紛紛外逃,杜月笙也避居香港,章的殷夫人也移居香港,可為章的后路。1948年底,蔣介石下野,李宗仁開始和中共談判,本擬定張治中,邵力子等人為和談代表,對于李宗仁的和談要求,中國共產黨表示歡迎,但對談判代表人選,提出了一些看法。中共發言人發表談話,對國民黨談判代表中的彭昭賢予以擋駕。中共發言人說:“彭昭賢是主戰最力的國民黨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們認為是一個戰爭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受這樣的代表。”中共發言人的談話傳到南京后,李宗仁坐立不安,十分緊張。中共既然不歡迎彭昭賢,那么必須另行改換,換誰呢?李宗仁又為難了,他將國民黨中的高級官員一個個排列,一個個審視,覺得都不合適。他知道所派代表,既要為共產黨歡迎,又要能代表國民黨的利益,偌大個南京城里,難找人能擔當此任。李宗仁前思后想,正著急時,他突然眼睛一亮,想起了一個人,認為這個人再合適不過的了,而此人不在南京,正居上海,于是李宗仁即乘上專機,直飛上海,親自登門請將。李宗仁這個人選真是選對了,正是章士釗,章首先建議,在正式代表團去北平談判之前,先派一個“民間”團體去作試探性訪問,為正式談判作準備。于是,李宗仁當場決定由章士釗與民國任過總理的顏惠慶及上海著名律師江庸三人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于2月13日飛往北平,與中共作非正式的會談。章士釗等人到達北平后,受到中國共產黨的熱情接待。中共領導人葉劍英、董必武、羅榮桓、聶榮臻等分別會見他們,并與他們就國內形勢、兩黨和談等方面進行了坦率交談,就有關和談的條件交換了意見,雙方觀點基本趨于一致。2月22日,章士釗等由李維漢陪同,前往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拜會中共其他領導人。毛XX熱情待了章士釗,并請他帶去給李宗仁的親筆信。章士釗在毛面前有這樣大面子,李宗仁毫不猶豫將章列入國民黨正式代表中,章士釗闊別政壇20后,再一次正式進入政壇,而且開始在紅朝新生。1949年3月,章士釗和國民黨和談代表團到達北平,受到中共隆重歡迎,這里有個小插曲,國民黨代表入住東交民巷的原六國飯店,把原住此店的一些民主人士請走,其中剛到京的柳亞子也在其中,柳后來在圓明園大發牢騷,其中主要是對中共禮遇一些人,輕待自己有關。也是,在柳亞子這些了解早期民國歷史的人眼里,章士釗這樣的人算什么,北洋反動政客,杜月笙門下清客,如今成為貴賓。當然,當時大多數人不知道,章士釗與毛XX有深厚交情,而事實上,幾乎沒人知道章和毛交情的真相,從表面看,章士釗和毛的老師楊昌濟是摯友,楊向章士釗推薦過毛,毛和章在1920年見過一面,以后幾乎沒有接觸,1945年兩人在重慶還有過一次見面,那時毛正參加和國民黨和談,據說章在手上寫了個“走”字,估計是個公共場合。但是章在49年后受到毛的特殊禮遇,這個原因只是在毛認識章的養女章含之后,才由毛透露給章含之,由章在她書中說出,原因是章士釗曾給了年輕的毛潤之一大筆錢。事情大約是這樣,1962年,毛XX邀請章和養女章含之出席宴請宣統皇帝,席后毛對章含之大感興趣,請仍在讀書的章含之當自己英文教師,自此毛與章老師來往密切。1963年毛突然提出章士釗曾給過他一筆錢,現在要還債,按章含之說法是2萬大洋。從當時情況看,2萬銀元是一筆巨款,可能性并不大,應該是建國后折算的2萬元人民幣,相當2千銀元。不管怎么說,2千大洋也是很大一筆錢了。章回家告訴父親,章士釗哈哈大笑說:“確有其事,主席竟還記得。”可是章說這錢不是自己的,堅持不要。毛則堅持給,并稱這是自己稿費給章的生活補貼,以后每年春節,毛必讓秘書送2千元,一送十年。對這筆錢,以前從沒有文章和書中記載過,斯諾寫的毛XX自述歷史,毛在20年前似乎一文莫名,在上海丟了鞋都沒錢買,但是當年從上海回長沙后他辦了文化書社,籌辦自修大學,結了婚,還在21年春將弟弟妹妹接到長沙,據毛澤民自述,21年春節,毛XX回到老家,這時毛父母都逝世,毛讓毛澤民帶全家人去長沙,并說把欠別人債還清,別人欠我們的債就不要了。從各種跡象看,毛在20年后,經濟得到很大改善。40多年后,可以說毛XX自己把這個謎團解開了。很多人將章士釗給毛XX錢的事,解釋成贊助湖南勤工留法運動,這可能是臆測,先不說當時新民學會留法生在1919年已離去很多,毛曾在1919年去上海送過一次,而且從沒有聽說哪個留法學生得到過毛XX給予資助,而很多毛的朋友認為毛不去留法主要因為經濟原因。再說,主持留法勤工儉學的吳稚暉,蔡元培等都是章士釗的熟人,章要贊助湖南留法學生,通過吳,蔡通過正規渠道轉交豈不天經地義。據章含之轉述,毛說:“行老這筆錢,我們派了大用場。一部分同志用了這個錢去了歐洲,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后來上了井岡山”。說有人用這筆錢去歐洲,現在沒有一點證據,說搞秋收起義,可能,但秋收起義是在1927年,這就是說這筆錢在毛手里有7年多。我們知道,毛這個人不注重錢財,但是如果說幾千大洋,本來贊助給留法運動,讓他私吞也說不太通的。斯諾《西行漫記》記載,毛自言1920年去上海,見了陳獨秀,人們注意力往往在此,因為畢竟第二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毛為一大代表。據我看,毛去上海,主要是去找章士釗。毛XX于1919年底到北京,主要目的是率領湖南驅張(張敬堯)請愿團赴京,軍閥張敬堯在湖南搞得天怒人怨,湖南各界組織了強大請愿要求中央政府表態驅張,代表團住在中南海旁的福佑寺。這次活動受到很多湖南在各地高層人士支持,毛作為團長也主要做聯絡上層人士工作。這期間毛的恩師楊昌濟在京病故,毛去上海帶著楊昌濟給章士釗的遺信,而章士釗不僅是楊昌濟最親近的朋友,而且在官場很有人緣和地位,毛去找他,無論為驅張和楊病故后的交代都很合理。章士釗自己講他當時給毛的錢不是自己的,有些文章提到章曾說錢是趙恒惕給的活動費,比如歷史學者何立波在<�章士釗與李大釗的特殊情誼>一文就說"1920年,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形成高潮,毛XX、蔡和森持楊昌濟的介紹信到上海拜見章士釗,請其資助湖南青年赴法留學。章士釗手中恰有湖南軍閥趙恆惕贈款,立即送給毛XX"趙恒惕為什么給章錢,從歷史看很有可能。當時湖南軍閥趙恒惕在野,提倡聯省自治,要排除擠掉正在湖南掌權的軍閥張敬堯,因此趙給章士釗一大筆錢,托章士釗去協調各方反對張敬堯極有可能。趙是湖南人,曾在1905年入同盟會并加入黃興組織的鐵血丈夫團,后隨蔡鍔在廣西,1915年參加護法戰爭,而這些都與章士釗經歷交叉,黃,蔡都是章的好友,而護法時代,章正當督軍府秘書長。趙恒惕完全可能給章士釗一筆活動費用于驅逐張敬堯,章士釗把錢交給驅張請愿團團長的毛XX也適合,再加上楊昌濟的這種親密關系。這種政治運作是很秘密的,所以章,毛都不會談這種幕后交易,直到幾十年后,毛已經無所顧忌,才肯和親密的章小姐講。這筆錢當然不會有任何留法學生得到,權當毛的用在秋收起義上之說吧。有一個佐證可能說明些問題,張敬堯不久在軍閥爭斗中倒臺,趙恒惕當上湖南省長,毛XX的處境大加改善,當了一所學教校長,還興辦很多社團刊物,成為社會知名人士。趙恒惕最有名的政治主張是“聯省自治,湖南獨立”,無獨有偶,毛XX當時是大力推動這一運動,毛XX在1920年曾有一篇奇文問世,名為《湖南受中國之累以歷史及現狀證明之》,發表在湖南《大公報》上,他說:“假使湖南人早能自決自治,遠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氣,居全國之先,使無所謂中央者為之宰制,不早己造成了一個新湖南嗎?次之辛亥革命,湖南首應,湘人治湘,行之二載,使無所謂中央者為之宰制,加以人民能自覺悟,奮其創造建設之力,三被征服之慘禍不作,(指湯薌銘、傅良佐、張敬堯三次以外省武力荼毒湖南)不又早已造成了一個新湖南嗎?我嘗思之,重思之,前此所以未能,固由湘人無力,亦緣機會未來。現在呢?機會來了,機會實實在在來了。”這篇文章發表在趙恒惕成了新的臨時省長,立刻發表《湖南省憲法草案》不久。這部憲法草案規定了:湖南為中華民國之自治省,省自治權屬于省民全體。毛的文章和后來推動湖南自治運動完全與之呼應,這可能不是巧合,也許有大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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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黑通達章士釗(1)章士釗紅黑通達章士釗(1)香港著名學者董橋曾寫過一篇《章士釗“浮”名滿天下》的文章,他說“有人說章先生命中注定是清客,早歲是青幫杜月笙門客,晚年是紅朝毛潤之委派的說客。”董先生說話很客氣,也就蜻蜓點水給章冠個清客。而梁漱溟就不太客氣了,他說“行嚴先生在學術界才思敏給,冠絕一時,在時局政治上自具個性,卻非有遠見深謀。論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藝亦復多欲。細行不檢,賭博、吸鴉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每月用度不貲,率由其時其地秉政者供給之。”本來不太被人提起的清客章士釗,由于養女章含之,外孫女洪晃又是“大紅門”,又是“最后貴族”炒成個熱人物。讓人留個祖上榮光印象,實不知章士釗本人名聲遠非美名,說臭名又嚴重些,大抵算風流混世那類,不過此君一生頗順,結交最權貴人物,除混好吃喝外,在紛亂的舊,新中國,左右逢源,四通八達,也算得上個人物。章士釗1881年生于湖南善化縣。其父在村里當過里正,算小鄉紳。章士釗自幼聰明,刻苦好學不在話下,其青年最輝煌的經歷是參與反清革命大潮一段。1901年,章寄讀于武昌兩湖書院,在此認識了同鄉黃興,后入陸師學堂。1903年初,章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組織的教育公會,任教習。不久被聘為上海《蘇報》主筆之一,經常發表激烈的革命言論,并因此結識了章太炎、張繼、鄒容,意氣相投,結拜為異姓兄弟。四兄弟中,章太炎、鄒容因《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革命軍》名震天下,其實章士釗也做了件重要事,他將日本人宮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夢》編譯成《大革命家孫逸仙》一書出版,將孫之別名“中山樵”與姓氏連在一起,國內學人多最早由此書而知孫中山。1903年7月初,《蘇報》案發,章術炎、鄒容等鋃鐺入獄。章士釗因得主辦此案的江蘇候補道、陸師學堂總辦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僥幸得脫。這可以算章士釗一生幾大順的第一個順。隨后章士釗參加黃興華興會領導的秘密起義籌備,事泄以后去了日本,不久章和陳獨秀、張繼等人創辦了《國民日報》,繼續激烈地鼓吹革命。在華興會和同盟會合并后,任機關報《民報》主筆。但是在1905年后,章士釗就自動遠離革命運動,用他自己話說:自感才短力薄,連累了同事,感到內疚,要發憤力學。這一段革命史應該是章士釗最正面的老本,也是其民國后在政界一度發達的資本。章士釗脫離革命似乎自言非圓,可能主要原因,是因為交了個非凡女友,從章士釗一生經歷看,此人好色之論并非妄評,他一生養姨太,包二奶,追戲子,嫖名妓多有傳聞。據一則逸聞,章在天津看中一名妓,百般愛護,特意在蘇州定制一精致繡被送該女處,以為專屬,不料袁世凱二公子寒云也中意此妓。該妓見二公子風流倜儻,交歡愉悅下,特鋪開章總長所贈繡被,結果被章士釗撞見,成為青樓笑談。章看來頗有桃花緣,在日本僅半年相識了一位大家閨秀吳弱男。章含之,洪晃吹噓大紅門貴族,放在此人身上倒很合適。吳弱男的祖父是安徽望族淮軍名將吳長慶,做過浙江水師提督和清軍駐朝鮮軍事長官。吳家跟清末民初勢力最大的北洋系關系甚深,李鴻章、吳長慶和袁甲三原本同屬淮系,而吳長慶又是袁世凱的恩公,吳弱男稱袁世凱為“四伯”。吳弱男之父是吳長慶子吳保初,吳保初是清末詩人,又倡言革命,著名清末四公子一,其余三位是: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陳三立;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譚嗣同;福建巡撫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吳家不僅權高勢大,家資富厚,而且開明時務,那時很少有女子留學,吳弱男是屈指可數之女英。章士釗和吳弱男結緣后,命運發生很大變化,在吳家財力和吳小姐促使下,二人不久離開日本,去英倫留學,后二人結婚,章士釗也從寒生一崛為名門快婿。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章士釗主學政治,經濟和哲學,不時給國內報刊寫些文章,很有些政治影響力。章士釗在英大學里和湖南二楊交往最密切,一個是楊昌濟,一個是楊篤生,后面一個楊,本也是才華橫溢,品學俱佳,大有可為的人物,他熱心支持反清革命,可惜在辛亥革命前夜,聽說廣州起義失敗,許多同志犧牲,神情沮喪,于同年1911年7月在英國跳海自盡,遺囑將歷年所積一百金鎊捐助革命。但是他在英結識了另外一個同鄉同學,對其以后紅朝得寵關系較大,這就是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楊昌濟1917年從湖南第一師范到北大任教,是章士釗推薦的,由于章楊密切關系,由此發生章士釗和毛XX的許多關系。章士釗在英國呆了多年,但是似乎并沒得到文憑,也沒聽說他英文學的很好,應該是一種游學,反正吳小姐有錢,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章士釗攜眷屬回國。對章士釗來說,有點尷尬,他和革命黨人多年不聯系,早年革命同志多享大名,就是在歐洲的吳稚暉也是和孫中山保持密切聯系,蔡元培更是有光復會的老底子,再加上翰林名頭,回國就以革命黨人身份被委以重任。而章士釗即非黨人身份,又非北洋系親信,在政治上只能算邊緣人。南北和談成功,政局穩定,章的朋友楊度把章引薦給袁世凱,也許夫人吳弱男家族與袁家的親密關系,袁請章士釗住在自己家,算個門客。不久因宋教仁被刺殺,革命黨發起二次革命,全國進入內戰。而章士釗早年和革命黨人的關系,顯然無望受到袁的信任而有仕途。章索性南下,當廣州成立護法政府,他終于得到廣東臨時政府秘書長職務,但是更親信他的是當大都督的南方軍閥芩春?而非孫中山。袁世凱稱帝不遂后病死,章士釗回到北京,他辦了一份《甲寅》政論雜志,頗有影響,并在南北政府中游走,屬于政學系大佬。1924年章士釗由南方臨時政府委派為和談代表,與段祺瑞的北方政府商談統一政權大事,由于孫中山逝世北京不了了之。而章士釗在與段祺瑞周旋中,兩人竟一拍即和,互相看中,章一躍成為段祺瑞的首席軍師和大員,和楊度成為袁世凱帝師相仿,章士釗一入段門,就給段出了個錦囊妙計,在曹錕被趕下總統座位情況下,北方政府亂紛紛,章獻計干脆段祺瑞以“臨時執政”名義,直接掌管大權,自此沒有名義元首的段執政年代開始。段祺瑞對此當然感恩不盡,段祺瑞是個粗人,直來直去,立馬給了章士釗司法總長之職,不久還兼任教育總長,一身兩總長,時人稱章老虎總長。當時人多驚愕,這章士釗原是革命黨人背景,也在南方政府為高官,怎么在革命對頭北洋軍閥政府也如此吃香。從袁門而入南方政府,從南方代表而入段門,此君善變不能不佩服。為此章士釗還給他的朋友章太炎,吳稚暉一再解釋,稱自己為實踐其政治理想,與段並無交情,而對段祺瑞是“一見傾心”。但觀章氏一生,能讓他“一見傾心”的人,並不多,也不少,孫中山,芩春?,段祺瑞,張學良,后來竟是杜月笙,最后當然是潤之了。數起來倒大約都是些頂級權貴領袖人物。章士釗以文章論政還算頭頭是道,當個謀士,門客也稱職,但自己出頭做事,明顯才具不稱,只幾年總長,落下半世罵名。章在總長職上三件大事讓他臭名遠揚,第一,章任部長的教育部禁止學生紀念日本強簽二十一條的“國恥日”,禁令下達后,連當時的報紙,也急呼看不懂。因為章士釗變得實在太快。《晨報》有時評說:“總觀昔日章氏之見解,與吾儕若合符節,何其一登國席,便以有礙邦交,不許國人公然反對二十一條,又何以借口士習囂張,抑制學生公然活動,此吾儕翻讀章氏十年前舊作,所以不勝今昔之感也。”為此學生舉行了大規模示威抗議活動,規模僅次于五四。第二,醞釀出師大女附中風潮,章參與極深,甚至派軍警開進學校,強令解散女附中,以整頓學風引發學潮,弄得狼狽不堪。章氏以保守復舊思想統掌教育,成為反動政客代表。第三,26年3.18學生愛國游行,在段祺瑞執政府造成大慘案,衛隊開槍射殺學生,魯迅寫了篇《紀念劉和君》文章,將師大女附中學潮舊事翻出,讓章士釗反動學閥之名流傳至今。據章含之記憶,她上中學上課學到魯迅此文,老師都特意將她請出,以便講課罵章受刺激。當然魯迅也有點報私仇之意,正是女附中學潮中,他被章士釗開除出教育部,還和章打了一場官司。不過魯迅被章士釗開了,落下個許廣平學生老婆,章士釗部長當得沒兩年,不僅落下不盡罵名,老婆也離了。要說章士釗在海外,有吳弱男陪著,生活似較檢點,生育三男,但不幸兩個腦有殘疾,回國后章四處奔走豪門,結交三教九流,生活迅速腐化,養成貪財好色惡習。雖然吳太太管束頗嚴,章仍四處沾花惹草,人形容他是布袋和尚,到處留灰。章含之曾說“我的外婆是外公的二老婆,據說出身不是特別體面,是吃青春飯的。曾經有外號叫“鐵面觀音”,因為她從來不笑…”其實這個奚夫人,乃上海“大享”黃金榮的干女兒,是個青樓女子,1919年章士釗在上海,經黃介紹相識,之后常有往來。1925年章任北洋政府任總長便把奚接到北京,半公開包養,這也是原配吳弱男不能容忍之事。28年章和吳離婚,就和奚女同居了。當然沒了吳的章士釗更加風流,以后又有包養名戲子殷德貞(珍),藝名雪明珠之事,無錫人,殷是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硯秋的入室弟子。后來移居香港。晚年章士釗去香港,殷家也算是他一處別室。1927年,隨著北伐軍打敗北洋政府,章士釗也在南京政府通緝抓捕北洋重要反動官員之列,章倉皇流亡歐洲。段祺瑞下臺后,短期張作霖安國政府在北京,章那時與張府又有交游,又結識了一個“一見傾心”的張學良。1930年,張辦東北大學,特意托情幫章士釗解除通緝令,請來東北大學執教。但是張學良顯然不是請教授,一般最好教授300大洋月薪,而張少帥給章開月薪800元,似是高級謀士的薪水。可惜第二年就發生九一八,張學良把老家都丟了,章士釗這個大謀士也沒真正就位。從東北回到上海的章士釗在政壇無法立足,開始掛牌當律師,并破罐破摔一頭扎進青紅幫巨魁杜月笙門下。胡適曾在日記中這樣說:“(今天)見著章行嚴,多年不見他了,他現在上海做律師,實在是靠杜月笙等人吃飯。他說,他現在是‘吃流氓飯’!我勸他寫一部自傳。他現在吸鴉片煙,每天跑馬場,甚可憐”。(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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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佩服汪精衛,更佩服他老婆汪精衛,張學良,老婆張學良佩服汪精衛,更佩服他老婆默認分類2009-12-2210:43閱讀30評論0字號:大大中中小小張學良佩服汪精衛,更佩服他老婆張學良90多歲回憶往事,按說腦子已經不好使了,但是到這個歲數,還能記得的人和事,應該是很難忘的。果然他曾在一次閑話中說:他最佩服汪精衛,不過他說的是以前的汪精衛,佩服汪進京刺清王的那個少年郎,以后張學良見到汪,更佩服他的口才。而兩人鬧過一點不愉快,還是汪精衛當面責備張學良九一八后不抵抗,真是幽默,此一時彼一時。更有意思的是張學良話題一轉,在佩服汪精衛話頭下,又說了一大段佩服汪精衛老婆的話,原話是這樣:“我倒是對這個陳璧君,覺得她了不得。1935年11月1日,孫鳳鳴刺殺汪精衛,汪先生他受了傷了,滿臉都是血,在那個柱子邊上,就在地上坐著。她看見汪精衛她就過去了,汪精衛就哭了,跟她說,我完了!我完了!我要死了!這點我佩服她了,我真佩服她了。這個女人啊,你想一個女人看見丈夫挨了槍,而她丈夫說我完了,你想她頭一句話說什么?那不是做假的,她罵汪精衛,她說你剛強點兒好不好?我忘記她怎么說的了,反正意思是剛強點兒。干革命的還不早晚有這么一手?干革命的早晚就是這個結果!這家伙多厲害?干革命的早晚就這個!當年他倆并不認識,都是國民黨,她救汪精衛。她是一個女的國民黨,并不認識,汪精衛那天要捐軀刺殺攝政王(1910年)。她就答應汪精衛,她說我給你干一下子吧,你明天要死了,我沒有旁的送給你。她就答應他,本來兩個人不認識,后來汪精衛就和她到一起了。我不知道汪精衛怕她不,我看著都怕。”張學良用東北話“干一下子吧,”“我看著都怕。”張學良這段話,聽著不比趙本山小品差。張學良可不是忽悠,當年刺殺汪精衛,張學良就站在汪精衛旁邊,槍響后,正在排著隊照相的國民黨代表會的代表們,大多數都驚慌失措,還是少帥上前一腳,把刺客的手槍踢掉,不愧是綠林出身張大帥的種子。張學良就夠有膽子了,沒想到陳璧君比他還牛,這次汪中了三槍,可不是老謀子的三個花槍,而是真正的三血窟窿。你說老婆看了,不哭不暈,說出那樣的話,難怪張少帥佩服得五體投地。不過張學良還是帶點忽悠,汪精衛刺清王那會還沒國民黨,也好像沒“干一下子”那事,汪精衛是入獄后陳璧君才求婚的,不過傳說汪去北京,陳要隨行,有人以她是華僑身份諷刺她,她當時把護照撕了。吳稚暉稱陳璧君是“女中豪杰”,想必不謬,而且這人一豪到底,她因為漢奸罪入獄,到解放還蹲在號子里,宋慶齡,何香凝聯手救她出來,她都不買賬,女人的豪氣有時確實勝過男人。在南京監獄時,汪的大員陳公博,褚民誼等臨刑前都提出要最后見見汪夫人,對她鞠躬告別,陳璧君一點也不含糊,面無懼色,勉言相別,看來多少給臨刑前的這些夫君追隨者一些精神鼓勵。強悍如此,是讓人萌生佩服。不過這樣的女強人當老婆,似乎也不是美事,很多人說汪精衛很少桃色新聞,估計老婆管得嚴是主要原因,汪精衛在認識陳璧君前有個中意情人,是好友革命黨人方聲洞(在黃花崗起義中犧牲)的胞妹方君瑛,如果不是陳璧君豪追到北京獄中,方應該成為汪夫人,汪陳結婚后,方君瑛郁郁而終,汪有詩記曰:“紅顏知己,曠代難逢,可憐魔劫重重,萬古和流新血淚;白日盟心,他年有約,太息恩情渺渺,三年永系舊精魂.”汪偽時期,汪還結識過一個紅顏知己,但可能陳管束太嚴,屬于精神情人吧。陳璧君妻管嚴,有個例子。汪偽時期,陳璧君常去廣東,一次她在外地看到汪精衛和一個女明星的照片等在畫報上,立刻回南京,不僅把汪的隨從訓斥一頓,還安排了個親信當機要秘書跟隨在汪旁邊。許多人都知道汪精衛懼內,陳璧君也有悍婦的傳聞,可見女豪杰可敬可佩,娶回家可是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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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王爺的凋零末代,王爺末代王爺的凋零中國封建的歷史正傳中,常常特設一類《貳臣傳》,記錄在朝廷興衰更替時代,將一些王公大臣服務前代后朝者列入。這就有一種道德取向,突出傳統美德里的“忠”,文天祥以一首《正氣歌》丹心照了汗青,洪承疇即使雄才大略,為建立滿清立下汗馬功勞,但因為在明朝為過臣,受到歷史冷落。商紂王無道,但滅亡后,叔齊,伯夷不食周粟,因為時代久遠,大家很少記恨紂王殘暴,倒是多紀念叔齊,伯夷餓死首陽山的氣節。陳寅恪寫《柳如是別傳》,是想探微這種興亡歷史下的評價問題,顯然也沒能闡述清楚。清朝滅亡,由于是滿族政權,所以在民族大義下,彎子轉的比較順當,為清殉節者鮮有,倒是有少數漢族前朝大臣還存些“忠”的情義,梁鼎芬就在東陵為光緒守了十年陵,1916年張勛復辟,不少前朝遺老也是紛紛而出。這似乎有一種“忠”的情節激勵。作為滿族王公貴族,復興大清從道統上似乎更天經地義些,溥儀長大也是以復國為己任,可惜力量太小,借助日本人,成為歷史丑劇,清朝也是個延續200多年的王朝,末代雖然衰敗,但還是有些有能力的滿清王公貴族為挽救大清和恢復大清盡忠盡力,比如有賢王之譽的肅親王善耆就是一個。1922年他死后,溥儀還追謚“忠”,封肅忠親王。光說肅親王可能對現在人較陌生,說川島芳子的父親應該知道多些。其實肅親王是名噪一時的人,且不說他是清朝八個鐵帽子王之一,皇太極長子豪格的后代,現在北京市政府,原來就是肅王府的舊址。當然名聲更大些的是當年汪精衛進京刺攝政王,由肅親王主審,最后由他大力保汪不死。肅親王善耆生于1866年,和一般王公差不多,也不需要考試和功績,年輕就得到一個肥差,北京崇文門稅監,當年和珅就任過這個流油的差事而富可敵國。北京有“恭王府的房子,豫王府的墻,肅王府的銀子用斗量。”的諺語。1900年北京鬧義和團,肅王府緊鄰使館區東交民巷,結果宅邸成了戰場,全部焚毀。他也追隨慈禧太后逃亡西安。庚子拳亂以后,不少王公都受到處罰,沒什么牽連的肅親王,在朝內無人情況下,漸受重任。就任步軍統領,民政部尚書。肅王從政頗有開明聲譽,他贊成立憲運動,對一些新政改革也有作為,清末建立的警察制度肅親王是關鍵支持和出力大員。一時肅親王開始有了賢王之名,這里有孫中山當年寫給肅王的信為證,孫中山信中說:“肅親王左右:仆向與都人士語,知營州貴胄首推賢王,中更多難,陷于兇人,天誘其衷,俾無隕越,故仆敢以二策為賢王陳之。”不過孫中山也夠逗,他的兩計,一個是滿族人回遼東,一個是邀請肅王加入革命黨。他還給肅王戴了了不少高帽“賢王于宗室中稱為巨人長德,故與方域之見殊矣。革命之業,賢王亦何不可預。王家慶邸(指慶親王奕劻)既怯懦而無果斷,陸軍兵柄之爭又令北洋陰懷異志,失今不圖,而令發難在彼,賢王雖智力絕人,亦安所發舒耶?投會抵隙,今其時矣,書此達意,非敢以口舌取人,亦以結向德之好也。”不過孫中山給肅王寫信,也非空穴來風,后來,汪精衛謀刺被捕,肅親王借審訊和汪大聊一通,算是歷史佳話。據說清廷的肅親王想說服汪為朝廷效力,雙方有這樣的對話:肅親王說:“汪先生在《民報》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讀過。汪先生主張中國必須自強自立,改革政體,提倡民眾參政,效法西方立憲,這些與朝廷的主張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籌辦預備立憲,建立國會讓民眾參政議政,這些不正是先生所爭取的革命目標嗎?”汪精衛反論說:“我們革命黨人所主張的絕不是立憲,而是要推翻封建專制,實行三民主義。親王既然讀過汪某在《民報》上的文章,對汪某的革命主張應有所了解。”肅親王說:“你們革命黨的確有很多杰出的主見,但你們也應該認真傾耳聽聽我們的看法。說實話,我認為‘三民主義’是一種見識偏狹的理論,不能成為今后中國的指導理念。為什么要宣揚滅滿興漢?這樣宣揚民族仇視能夠使中國實現五族協和嗎?為什么要搞平地起風波的流血革命,我們不是已經答應實行憲政,讓各種政治主張都有實現的機會。用和平的憲政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不是比用多量人命財產損壞的革命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更好嗎?鄰國日本不正是君主立憲的成功榜樣嗎?”汪精衛反論說:“我們主張革命的時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憲成功的事例來反對革命。但日本明治維新,是西鄉隆盛用武力從幕府手中奪來的政權,絕不是幕府微笑著把政權交出來的。現在中國搞君主立憲,并不能解決長年的腐敗弊害,而且把國會作為民權的支柱不過是一種幻想,國會只不過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國的唯一道路。”肅親王說:“中國的政治十分復雜,各種民意紛纏不一,改革政體豈能操之過急?螳螂在前,黃雀在后,列強不是在覬覦著我們嗎?不忍不謀則亂,還請汪先生三思。”汪精衛和肅親王的辯論誰也說服不了誰。但兩人都對對方的才學見識產生了敬佩之心。傳說肅親王甚至玩笑說,不是家累,他也想參加革命黨。另外一句話也很經典,大意是你們革命黨當政,也不見得搞得比大清好。汪精衛活命,成就英雄名,有賴肅親王之助,汪精衛倒也沒忘情,1922年肅親王病故大連,汪精衛親赴吊唁。辛亥革命后,清室退位,肅親王堅決不同意,不過他也難礙大局,他本是滿族王公貴戚宗社黨的骨干,但良弼被彭家珍一顆炸彈命歸西天后,這些滿族精英鐵桿也做鳥獸散了。以后,這些滿清忠臣還積極試圖復清大業,肅親王算是最積極得一個。憑肅王的才干和能力,他可弄出不小動靜,但他犯了大忌,這就是勾結外人,主要是日本人,結果連自己孩子也害了。正如所知,肅親王和日本關系主要是川島浪速這個人物。川島浪速1865年出生,比肅王大一歲,他曾經作為軍事間諜在華活動,八國聯軍入侵時,川島被日軍總司令福島安正聘為翻譯官。日軍入京后,對北京內城東四牌樓、西四牌樓以北的區域實施占領,將其“軍事警察衙門”設在順天府內,川島為“警政事務官”。當時川島還真干過一件積德的事,八國聯軍打入北,京德軍因為其公使克林德被殺,在景山架了6門大炮,準備炮轟紫禁城以示“報復”。川島聽說到景山找到德軍指揮官沃斯,告訴沃斯說:英法聯軍曾經焚毀圓明園,此舉至今還受到全世界輿論的譴責。紫禁城是人類的寶貴遺產,其價值遠遠超過圓明園,如果將它“變成塵土,閣下要背上一生的污名”。沃斯答應給川島48小時的期限以勸說紫禁城守軍打開城門。川島去神武門說服留守清軍打開了大門,并由日軍派兵把守。不管怎么說,川島為保護紫禁城干了好事。肅親王回京聽說此事,特意拜訪川島,成為好友。以后川島又被清政府聘為建立京城警察制度,這使得肅王和川島成為密友。也有了肅王把女兒送川島去日本的后事,結果演繹了聞名的漢奸川島芳子的故事。1912年初,肅王看到大清滅亡無可挽回,在川島浪速建議下,離開北京去東北,他曾賦詩明志,詩曰:幽燕非故國,長嘯返遼東,回馬看烽火,中原落照紅。"但是肅親王早就被日本關注,把他作為滿蒙代理人和日本合作的對象,日本特意在山海關將火車阻斷,出動軍艦將其誘惑到旅順,并以原東交民巷肅親王府后成為日本使館的賠償名義,在旅順贈送給肅親王一處別墅。并指定官地九千畝為肅親王善耆世產。肅親王后來做了些滿蒙獨立的分裂活動,是建立滿洲國的先驅。1922年肅親王病故,臨終給溥儀上了一道遺折,書曰:臣幸托宗枝,長沾門蔭,拜爵之始,遭值拳禍,廬宇盡毀。荷蒙先朝哀憐,畀司崇文榷務,臣梳剔積弊,課入驟增。猥因見知,管理步軍統領,充御前大臣,補民政部尚書,調理藩部尚書。辛亥兵變,各處蜂應,卒以召用非人,潛移國祚,疾首痛心,莫此為甚。臣力爭不聽,挽救無術,更不能與盈延泄沓,共戴三光。遁之旅順,偷延視息,潛抱艱貞之志,恨無開濟之才,每伺再造之機,終乏一成之寄。瞻望孤棱,瞬逾十稔,憔悴就死,臣罪當誅,伏愿我堅上蓄德養晦,祈天永命,重光郅治,比隆康武,微臣雖在泉壤,蒙袂含欣。臣有子十余人,率皆駑下,不堪負荷,況臣久誤朝覲,罪過實深,敢請納還爵土,即停封襲,少贖臣愆,以畢臣志,伏枕嗚咽,不知所云。此折可以說簡單的敘述了肅親王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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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虎城衛士談西安事變楊虎城,西安事變,衛士楊虎城衛士談西安事變稗官野史2009-10-2110:15閱讀1150評論9字號:大大中中小小文/安 瀾王志屏出生在陜西省藍田縣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與楊虎城(時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軍總指揮)是老鄉。1935年7月,王志屏參加楊虎城領導的十七路軍教導營。1936年初,王志屏被選調到楊虎城的衛士隊,同年6月,任衛士隊四班副班長。今年是西安事變70周年,在鄭州市惠濟區古滎鎮張莊村一個農家小院里,這位當年負責看守蔣介石的耄耋老人向筆者披露了當年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一西安事變為什么在1936年12月12日突然爆發?70年來,海內外很少有人提出較確切的史料證據。也許,蔣介石的密囑,就是引發西安事變的直接導火線。12月9日,蔣介石寫信給陜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囑《大公報》發表剝奪張學良、楊虎城“剿共”兵權轉由蔣鼎文取代的消息。蔣介石的密囑如下:力子主席兄勛鑒:可密囑駐陜《大公報》記者發表以下之消息:蔣鼎文、衛立煌先后皆到西安。聞蔣委員長已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陜、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亦來陜謁蔣,聞將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隊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記者,西安各報亦不必發表為要。中正  十二月九日  蔣介石對解除軍政大員職務有個慣用手段,就是通過在國內外有很大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事先發布消息,以在輿論上造成既成事實。1933年,蔣介石要解除楊虎城陜西省政府主要職務,《大公報》即先于5月1日作了刊載:“〔上海三十日十時專電〕各省主席調動確內定……邵力子主陜。”楊虎城突然獲此消息,立即向行政院提出辭職。于是5月5日,《大公報》又對此作了報道——《國府任命陜甘兩省主席行政院昨開臨時會》:“〔南京四日下午六時發專電〕四日行政院臨時會議,議決準楊虎城辭陜西省政府主席職,并任命邵力子繼任陜省府主席。”“〔南京四日下午六時發專電〕國府四日命令……陜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楊虎城呈請辭職,以便專理軍務,情詞懇切,楊虎城準免陜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任命邵力子為陜西省政府委員。……任命邵力子兼陜西省政府主席。”實際上,蔣介石和《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有特殊關系,張季鸞被稱為蔣介石的“布衣宰相”。蔣介石每有重大舉措,張季鸞多有參與。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返回西安,準備在西安召開西北“剿共”軍事會議,南京政府一批軍政大員陳誠、蔣鼎文、衛立煌、陳調元、朱紹良等陸續到達西安。12月5日,張季鸞到華清池訪蔣,說西安謠言甚盛,紛紛要求“停止內戰,聯共抗日”。蔣說:“我來西安的目的,就是要平息東北軍、西北軍的分歧論調。”從6日起,蔣介石依次召見陜西省主席邵力子及東北軍、十七路軍軍、師長以及其他高級將領,而張、楊并未在座,這就使張學良、楊虎城產生疑懼。另外,張學良、楊虎城與張季鸞、《大公報》社、《大公報》駐西安記者都有密切聯系。當張、楊獲悉《大公報》將發表蔣介石剝奪他們兵權的密囑時,立即緊急密商,決定12日晨對蔣委員長實行“兵諫”。12月11日下午,王志屏在楊虎城公館大門前執勤。約4時多,張學良驅車到來,楊虎城院內接迎,張學良拿出一把新式二十響手槍交給楊虎城。張、楊進屋談了很久,不見出來。衛士們私下議論說:“楊主任把張副司令的槍給下了,人也不讓走了。”傍晚近7時,楊公館大門的電燈突然滅了。王志屏以為是保險絲燒了,急忙到電閘房查看,只見副官王華亭(楊虎城的隨從副官)掂著手槍守在電閘門前。王志屏問咋回事,王副官說,你別管,快回去帶好崗,注意警戒。王志屏立即回到大門口,同崗的衛士問王志屏咋回事,王志屏說:“王副官掂著槍在那守著呢,讓我們站好崗,注意警戒。”12月12日凌晨5時,外面突然槍聲大作,激烈異常。王志屏問副官李承德:“這是誰和誰打呢?”李承德說:“咱與老蔣。”王志屏說:“咱這點人能打過老蔣?”李承德說:“咱和東北軍,還有紅軍,三家一起打老蔣。”這時王志屏才知道,張、楊兩位將軍的捉蔣總指揮部就在楊公館,而兩位將軍早已把兵力布置停當,此時正守候在電話機旁。黎明時分,臨潼方向打來電話說:“委員長不見了。”面對這一情況,張學良對楊虎城說:“你的部隊地方熟,調一部分人到臨潼找委員長吧。”楊虎城想了一下說:“干脆讓衛士隊上吧。”于是衛士隊隊長白志鈞立即帶著半個班坐上教導營的裝甲車,趕往臨潼。王志屏帶剩下的半個班在公館守護。二12月12日上午,王志屏接到指示,有重要客人要到西安皇城北門內新城大樓,需要加強那里的警戒。他立即帶領本班士兵朱子明、上官克勤趕到新城大樓。王志屏讓朱子明、上官克勤守正門,自己守西門(西門是偏門,王志屏想少敬禮)。8時30分左右,一輛十輪卡車開過西門,車頂上架著一挺輕機槍,士兵們個個荷槍實彈,后面緊跟著一輛小轎車。車停穩后,孫銘九從小轎車上扶下一個人。這人光著頭,沒戴帽子,穿著一件古銅色綢袍,小腿上有一道道血痕,穿一雙鹿皮底圓口便鞋,沒穿襪子,樣子很狼狽。王志屏心里“咯?”了一下,這不是委員長嗎!先前他曾見過蔣介石。看到委員長過來,王志屏下意識地立正,敬了一個軍禮,蔣介石點點頭,說了一句讓他沒聽清楚的話。此時,王志屏才知道委員長被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扣押起來了。蔣介石進了大樓,走進剛剛為他整理好的房間,將被子反過來,里朝外蓋在身上。衛兵端去木炭火盆供他取暖,他說不要,叫端出去。王志屏向王副官匯報,王副官說不要就端出來,同時命令把門關上。蔣介石看到關門,就大聲喊:“把門開開,把門開開。”憲兵營營長宋文梅進去對蔣介石說:“委員長,我們是奉命關門的。”蔣介石問是誰的命令,宋說是楊主任的命令。蔣介石說:“什么狗屁主任,把門開開。”后來宋文梅說:“委員長,我還是你的學生呢。”蔣介石問:“第幾期?”宋文梅說:“沒畢業。”蔣介石說:“現在干什么?”宋答:“在楊主任屬下任營長。”蔣介石說:“很有前途,好好努力。你既是我的學生,天氣冷了,你去給我買件毛衣,買雙襪子。”宋文梅就給蔣介石買了一件駝色的毛衣和紅色的毛襪子。蔣介石把毛衣穿上,當穿襪子時,說怎么是紅色的,表示不滿意。隨后,有副官問蔣吃不吃飯?蔣哭喪著臉說:“我到這個地步了,我不吃飯。”其實他早已餓得發慌,只是故作姿態。副官見蔣沒戴假牙,吃不了硬東西,特意吩咐廚房做了一碗麥片粥。蔣介石板著臉孔說:“他們把我弄成這個樣子,我還能吃他們的飯嗎?”副官領會了他的意思,把粥碗端在外面轉了一圈又送來:“這是我和宋營長給你買的,你還是吃了吧。”蔣馬上接過去,連聲說:“好,好,我吃,我吃。”他一邊吃,一邊對副官說:“我們現在是患難朋友了。你們叫什么名字,給我開一個名單來,我帶在身上。將來回到南京,是不會忘記你們對我的好處的。”12月13日下午,蔣介石問朱子明:“你有錢嗎?借我兩毛錢,買點糖,這水喝不下。”朱子明向王志屏報告:“副班長,委員長要糖呢,喝不下去水。”王志屏立即向王副官報告。王副官讓他到廚房掂來一包糖,足有20斤重。朱子明把糖送進去,蔣介石大聲說:“借你兩毛錢買糖是私人關系,你拿這么多糖來干什么?公家的糖我不吃。拿走!拿走!”蔣介石堅決不吃。王志屏把這件事情報告王副官,王副官說:“你這個娃咋這么笨?你不會找個紙片包一點給他,說是自己掏錢買的就行了。”于是,王志屏用紙包了一點糖,交朱子明送過去。蔣介石果然不再說什么,兌上水喝了。三蔣介石當時是中國的最高統帥,被扣之后,舉國嘩然,而新城楊公館內則群情歡騰。張學良心情復雜地對眾將領說:“我和虎城兄膽大包天,把天給捅了個大窟窿。現在,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掌握在我們的手里,我們大家都要負責。事不宜遲,有幾件事必須馬上著手:發表兵諫通電;給陜北中共打電報;軍事方面成立一個參謀團;政治方面成立一個設計委員會。現在就動手。”12月12日上午,由張學良、楊虎城領銜向全國發出通電,解釋發動西安事變的原委,同時提出八項救國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徹底遵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上午約10時,張學良來新城大樓見蔣介石。當看見王志屏和許多衛兵沒有把槍放在槍套里,而是插在腰間皮帶的前面時,張學良走到他面前,拍拍他的肩膀,拉拉他的子彈袋,告誡說:“把槍裝進去,不要別在胸前。給委員長送東西時,萬一把你們的槍拔去,自殺了怎么辦?”張學良來到蔣介石的房間,房門開著,蔣介石雙手向后斜撐著,半臥在床上。張學良叫道:“委員長,受驚了!”蔣介石說,既然這樣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員長,把我槍斃好了。張學良遞上一張紙,說:“我決無加害委員長之意。只要你容納我的八項主張,你還是我的委員長,我堅決擁護你,聽你的指揮。”張學良讓蔣介石簽字,蔣介石“啪”一下把紙打落在地,說:“讓我簽字,除非把我槍斃了。”張繼續說:“我們受全國人民的要求,發動這次事件。我們內心純潔,完全是為國家著想,不是為個人利害打算。現在,希望委員長能平心靜氣,勇于改正錯誤,聯合全國力量,堅決抗日,以爭取民族生存,則學良和全國人民于愿足矣。”張學良說完,蔣訥訥地說:“你既為了國家,應先送我到洛陽,送我到洛陽再談。”張學良說:“今日之事,豈容搪塞了事。我們仍希望你勇于改過,群策群力,共赴國難。如果仍然執拗不悟,堅持己見,就只有讓群眾公裁了。”接著,張學良說到了東北失陷,熱河棄守。蔣介石還擊說:我讓你棄守你就棄守了?張學良惱怒地說: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這就是服從你的命令造成的。兩人的爭吵聲越來越高。后來蔣介石面向墻壁,任張學良怎么說就是不搭理,張學良無奈辭出。一天,正值王志屏執勤,開來一輛小轎車。從車上下來兩個人:一個頭戴禮帽,身穿長袍,精神飽滿,兩眼炯炯有神;另一個則全副武裝,手拿公文包,像是隨從副官。穿長袍的走上前遞給王志屏一張名片,王志屏接過一看,才知道來人是大名鼎鼎的中共代表周恩來。平時他只知道周恩來的大名,從沒有見過面,當見到周恩來就站在自己面前時,敬佩之情油然而生。王志屏連忙將名片交給升娃(楊虎城的勤務兵楊鴻升)傳報。接到稟報,楊虎城迅速出來迎接周恩來。這是王志屏僅有一次見到周恩來。此后,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和共產黨三位一體與蔣介石進行了艱苦的斗爭,最后達成共識,停止內戰,共同抗日。12月25日下午,張學良親自陪送蔣介石夫婦及其顧問、澳大利亞人端納和宋子文等,經洛陽飛抵南京大校機場。沒有想到,蔣介石一到南京就翻臉,囚禁了張學良。1937年1月3日,軍事法庭以張學良首謀伙黨,暴行脅迫上官為由,判其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5年。旋即,他又被蔣特赦,交軍委“嚴加管束”。從此,這位少帥便開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幽禁生活。2001年10月14日,他在美國檀香山史特勞比醫院平靜謝世。1937年6月,楊虎城將軍被逼以“歐美考察軍事專員”名義出國考察,十七路軍被縮編為38軍。1949年底,楊虎城將軍和家人在重慶市磁器口的“中美合作所”松林坡被國民黨特務殘忍殺害。西安事變后不久,王志屏所在的衛士隊歸入38軍衛士連,王志屏被調至由教導營擴編而成的教導團。其后,王志屏隨部隊在抗日前線參加了多次戰斗,歷任副連長、連長、副營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王志屏回到陜西老家務農,后來又遷至河南省鄭州市。現年92歲。(組稿 鄭 紅 責編 江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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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的張靈甫殺妻案張靈甫荒唐的張靈甫殺妻案稗官野史2009-10-2309:19閱讀3079評論23字號:大大中中小小文/楊烈光張靈甫,陜西西安大東鄉人,早年曾在胡宗南手下當團長。他從黃埔軍校畢業后,仕途上春風得意,步步高升,由排長而連長、營長,很快就當上了團長。盡管張靈甫的官運亨通,但他并非事事稱心如意。在婚姻問題上,他就經歷了不少的曲折與風險。張靈甫的第一次婚姻是由父母包辦的。對原配夫人邢瓊英,張靈甫很不滿意。他當官后,一直把妻子撂在老家,自己則在外面“停妻另娶”。第二任妻子名叫吳海蘭,是張靈甫1934年在四川廣元駐防時,經人介紹認識的。吳海蘭人年輕漂亮,又知書達理,張靈甫十分喜愛。兩人很快墜入愛河,不久便結了婚。吳海蘭性情溫柔賢淑,對張靈甫的照顧體貼無微不至,還能陪他外出交際,同事們都夸他娶了一位好太太。張靈甫當時在胡宗南的第一軍當團長,部隊長年在外“追剿”紅軍,東奔西走,漂泊不定。為了行動方便,上峰規定軍官家屬一律安置在西安。一天,一位同事兼同鄉的團長從西安探親回營,張靈甫向他打聽妻子吳海蘭的情況。那位團長見他那焦急的樣子,就故意跟他開玩笑,打趣地說:“啊呀,老兄,說出來你可不要生氣呀。你的太太嘛,一次我看見她打扮得花枝招展,身邊還有一個年輕人,西裝革履,兩個人可親熱呢!你要是不放心,快去西安看看吧!”張靈甫生來個性內向,脾氣暴躁。他一聽此言,頓時火冒三丈,心想,我堂堂男子漢大丈夫,哪能戴上“綠帽子”,讓人家在背后指指戳戳!他決定馬上請假回西安找吳海蘭“算賬”。久別勝新婚。吳海蘭見丈夫回家,熱情相待,噓寒問暖,極盡為妻之道。張靈甫卻一臉冷漠,越看越覺得妻子是虛情假意。他心生一計,對吳海蘭說:“父母上了年紀,一直沒見過你,我想帶你回家看看他們。”吳海蘭不知是計,就隨丈夫回到了鄉下老家。見過父母后,張靈甫對吳海蘭說:“你看農村里的韭菜多新鮮,我很久沒吃韭菜包餃子了,你到菜地去割點韭菜,給我包一頓餃子嘗嘗。”對張靈甫一向唯命是從的吳海蘭,哪里想到丈夫會對自己下毒手。她拿起鐮刀、菜籃,高高興興地來到了屋后的菜園地。屋外寒風凜冽,吳海蘭揉了揉凍得通紅的臉龐,一邊朝手上哈氣,一邊朝跟在她后面的張靈甫拋了個媚眼,蹲下去準備割韭菜。張靈甫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似笑非笑,突然眼露兇光,從腰間拔出早已準備好的小手槍,對著吳海蘭的后腦勺猛然扣動了扳機。“呯”的一聲槍響,花容玉貌的吳海蘭頓時血流滿地,玉殞香消。她一直到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這樣成了屈死的冤魂。張靈甫槍殺妻子后,連尸體也不收拾掩埋,便返回了部隊。“團長槍斃老婆”的消息不脛而走,很快傳遍了大東鄉,又迅速傳到了僅30里之遙的西安城。經報紙報道后,又很快傳遍全國,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兇訊傳到四川廣元,吳海蘭的家人豈肯善罷甘休。吳的哥哥立即趕到西安,向法院狀告張靈甫,要求嚴懲殺妻兇手,以慰妹妹亡靈。法院看狀告的是一位團長,就回復說:軍人犯罪,應由軍事法庭審理,本院無權過問。吳海蘭的家人又向社會各界呼吁,要求主持公道,給予聲援。當時,張學良正駐守西安任西北“剿總”總司令,夫人于鳳至在西安婦女協會掛了一個名譽職務。有人幫助吳海蘭的哥哥將狀子轉遞到了于鳳至的手中。生性耿直又仗義執言的于鳳至了解到“團長殺妻案”的來龍去脈后,憤怒斥責張靈甫絕情寡義,手段殘忍。她要求張學良務必對張靈甫嚴加懲辦。張學良聽后,把雙手一攤,苦笑著搖搖頭,說:“中央軍的事,我是鞭長莫及呀!”于鳳至見張學良不愿處理這樁案件,就說:“那好,我就把信轉到宋美齡那里去。請她伸張正義,維護我們婦女的合法權益!”因蔣介石和張學良是結拜兄弟,于鳳至和宋美齡也以姊妹相稱,關系融洽。聽于鳳至一說,宋美齡也對吳海蘭的冤死深表同情,便向蔣介石稟報了此事。蔣介石一聽,大為惱怒,立即命令胡宗南將張靈甫撤職查辦,押送南京。胡宗南接電后,立即召見了張靈甫,訓斥說:“你如此輕率浮躁,魯莽行事,既有負于黨國栽培,又斷送了自己的前程,真是愚蠢至極!”張靈甫很不服氣,他把脖子一梗,振振有詞地申辯道:“叫我當王八烏龜,戴綠帽子,我才不得干!”胡宗南嘆了一口氣,說:“你呀,真是一個糊涂蟲,空長了個腦袋。人家是一句玩笑話,你竟當成了真。哪有這碼子事嘛!”張靈甫一聽,這才恍然大悟,不由捶胸頓足。胡宗南想到張靈甫輕信人言,犯下重罪,又念及他多年來征戰有功,心生憐憫地說:“我雖然有心幫你,但事情鬧大了,委員長發了火,我也愛莫能助。你自己去南京,向委員長負荊請罪吧!”沒有人押送,張靈甫一個人匆匆忙忙上路去南京受罰。當時沒有直達火車,張靈甫風塵仆仆地輾轉洛陽、鄭州、徐州,很快就把盤纏花光了。進退維谷之時,他心頭突生一計,向旅館老板借了點錢,買來紙筆墨硯,趕寫了十幾張條幅,掛到街頭叫賣。憑著一手好字,張靈甫終于湊足路費,到了南京。張靈甫到了南京后,上書蔣介石要求當面說清“殺妻”的緣由。蔣介石心里有氣,哪里把他放在眼里,于是下了一道口諭,將張靈甫關入“模范監獄”,判處10年徒刑。僅憑蔣介石一道口諭,不經法院判決,就要張靈甫坐牢10年,監獄感到很是為難。但老蔣的“御旨”又不得不執行,不得已,監獄對張靈甫不予收監,讓他住進監獄的招待所了事。張靈甫原準備鋃鐺入獄,沒想到會受到如此優待。他老老實實住了下來,整日里除了吃飯、睡覺,就是練字。昔日的黃埔校友在南京當官的不少,紛紛前來探望,或贈物,或贈錢,張靈甫就以書法回贈。時間長了,向他索取書法的人越來越多,潤筆之資也頗為豐厚。一時間,張靈甫書寫的招牌、店名在南京街頭多處可見。一樁轟動古城西安的“殺妻案”,使張靈甫得以在“模范監獄”這個特殊的地方修身養性,他暴躁的脾氣從此也有所改變。“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國民黨政府下了一道命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調服軍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軍銜。張靈甫因此而離開了“模范監獄”招待所,走上抗日前線。一樁轟動一時的“團長殺妻案”,到此就煙消云散,不了了之。(責編何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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