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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上海打虎夭折的前前后后蔣經國,上海,夭折蔣經國上海打虎夭折的前前后后歷史話題2010-03-0712:28:20閱讀3022評論38字號：大中小1948年8月20日，蔣經國以國民政府行政院上海區經濟管理督導員辦公室副督導員的身份抵達上海，親自執行其父蔣介石親囑的整頓財政經濟緊急措施，挾太子身份之威打擊巨商、富戶、大官僚的活動，此舉在史上被稱之為“上海打虎”行動。然而，僅僅兩個月后，蔣經國的“上海打虎”行動便虎頭蛇尾，一場鬧劇就此草草收場。促成蔣經國上海“上海打虎”行動的原因，主要緣于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槍桿子的財政”的加速崩潰。僅1947年財政年度，國民政府用于戰爭軍費的開支就高達100萬億法幣，而國民政府當年的財政收入也僅為17萬億法幣，而那83萬億的財政赤字也就只能“全靠印刷機來彌補”了。于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加之官吏貪污腐敗，奸商投機倒把，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騰，民變蜂起”，也就成了當時民國政府統治下的社會民情真實寫照了。為了盡快扭轉經濟財政的危機局面，蔣介石于1948年在南京官邸緊急召見了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翁文灝，財政部長王云五，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還有國軍政工總督導官蔣經國等人。蔣介石向他們宣布了他的最新“口諭”：“一、從8月19日起，發行金元券。二、限期收兌私人持有的黃金、白銀、銀幣與外匯，于9月30日前兌換成金元券，違者嚴辦。三、限期登記本國人民存放外國的外匯資產，違者制裁。四、整理財政并加強管理經濟，以穩定物價，平衡物價，平衡國家總預算和國際開支。五、成立‘行政院上海區經濟管理督導員辦公室’，任命俞鴻鈞、蔣經國為正副督導員。”蔣介石之所以要成立“行政院上海區經濟管理督導員辦公室”，是因為他僅僅認為只要改革了當時的幣制，同時嚴厲打擊作為全國經濟中心上海的貪污和投機倒把活動，就能夠迅速收回失去的民心，挽回敗局，坐穩江山。所以，他才親命蔣經國趕赴上海，去嚴厲打擊上海的貪污和投機倒把活動，并迅速抓出成效來。蔣經國帶著其父蔣介石的特殊受命風塵仆仆來到上海，面臨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是管制上海的物價，規定所有商品必須停留在8月19日的市價基準上，即蔣介石規定的所謂“8·19防線”。迅速簽署了第一道通告全市的命令：“凡違背法令及觸犯財經緊急措施條例者，商店吊銷執照，商人送刑庭法辦，貨物沒收”。蔣經國調來“勘亂建國大隊”，組織起“上海青年服務總隊”，作為實行“打虎”緊急措施的骨干隊伍，在短短幾天內在上海成立起11個“服務站”，蔣經國親自給他們下達的任務就是“接受告密”。同時，他還發表了《告上海青年書》，選拔了12339青年，分組成20個大隊，協助配合軍警開展統一行動，直接喊出“只打老虎，不拍蒼蠅”、“打禍國的敗類，救最苦的同胞”等蠱惑人心的口號。8月23日和27日，蔣經國兩次直接組織上海金管局、警察局、警備司令部稽察處、憲兵司令部及江灣、滬寧路、滬杭路警察分局一齊出動，對上海全市的市場、庫房、水陸空交通場所進行了大規模的統一搜查，審查賬目，查封倉庫，勒令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帶頭交兌黃金、外幣、外匯等。到9月上旬，在蔣經國的親自上陣和督促之下，已先后抓捕了一批涉嫌貪污腐敗、投機倒把的重要官員和大頭商人，諸如，陶啟明案、戴明禮案、王春哲案、榮鴻元案、戚再玉案、杜維屏案等，而陶啟明為國民政府財政部秘書，在上海灘是有后臺，有背景，玩得轉的人物，他利用職權泄露民國政府經濟機密，串通不法商人拋售永紗股票投機，牟取巨額暴利，被蔣經國手下偵破，人贓俱在，被判處死刑。頓時震動朝野，驚聲一片。據舊報載，當時上海有個鞋帽公司的老板，因標價超過了“8·19”前的規定價格，經人舉報被蔣經國手下查獲，當即罰款一千元金元券。這位老板故伎重演，托人拿了份重禮去向蔣經國求情。端坐在辦公桌后的蔣經國連屁股都沒抬，兩手一伸：“好，看你的面子，加罰兩千元，拿來！”這位老板只好乖乖遵命。他已親眼看到幾個同行因與蔣經國手下頂撞，當即都被拉出鋪店，拖到街中間當眾槍斃。在蔣經國的鐵腕緊扼下，搞囤積的大戶，玩套匯的老手，摔跤的摔跤，坐牢的坐牢，市面上的物資供應均受嚴厲的檢查登記，終于使上海的物價勉強維持在了“8·19”的陣腳上。據說，這在當時“有條（金條）有理，無法（法幣）無天”的上海，可以說是空前的奇跡。蔣經國的個人權威也由此迅速建立起來了。1948年10月，蔣經國在上海打擊投機倒把、囤積居奇的行動中，還扯出了上海揚子建業公司囤積居奇一案。揚子公司總經理孔令侃是孔祥熙的兒子。由此使孔令侃即將成為蔣經國要懲辦的一只“大老虎”。坐鎮北平指揮國軍在東北戰場決戰的蔣介石，聞訊后顧不得三軍的生死匆匆趕回上海，將孔令侃救出。蔣介石從上海回到南京后，國民政府的監察委員們極不愿此事善罷甘休，堅持要清查揚子公司。對此，蔣介石又密電上海市市長吳國楨，極力為孔令侃辯護，并設計保護孔令侃。10月底，在蔣介石的庇護下，孔令侃悄悄離開上海去了美國。蔣經國也因在上海管制經濟的最終失敗而被迫辭職。（據相關文史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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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暗殺大王王亞樵和戴笠的生死恩怨戴笠,大王,恩怨,民國,王亞樵民國暗殺大王王亞樵和戴笠的生死恩怨(4張圖)[史海鉤沉]民國暗殺大王王亞樵和戴笠的生死恩怨（圖）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幾乎被人遺忘的組織——鐵血鋤奸團。漢奸賣國賊聽到這個名字，無不聞風喪膽。而鋤奸團團長，就是號稱“民國第一殺手”的斧頭幫幫主王亞樵。蔣介石一提這個人，假牙就發酸；戴笠若是聽說這個人露面了，第一個反應就是檢查門窗是否關好；汪精衛體內的子彈就是王亞樵派去的殺手射中的；連上海灘的“大佬”黃金榮、杜月笙遇上王亞樵，也得繞著道兒走……原國民黨軍統少將沈醉之女沈美娟，曾采訪過多次參與王亞樵暗殺活動的華克之先生，并從父親那里得知了戴笠早年與王亞樵的交往以及最后反目成仇、王亞樵終被戴笠誘殺的詳細經過。沈美娟女士曾撰寫、出版了紀實文學《職業殺手—王亞樵》一書。近期，應環球人物雜志之邀，她特將其中最傳奇的內幕，展現給讀者。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灘，王亞樵是赫赫有名的“斧頭幫”幫會頭領，擁有數千門徒。因為他出身貧寒，一向同情勞苦大眾，并且具有強烈的愛國激情，所以常以改造社會為己任，以革命者自居。遺憾的是，他滿腦子都充滿了個人英雄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江湖義氣。為了尋找出路，為了朋友義氣，他常常不惜用暴力和暗殺的手段去對抗社會、對抗權貴。在上海“砍”出一片天王亞樵188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辛亥革命爆發后，年輕氣盛的王亞樵在安徽都督、老同盟會員柏文蔚的勉勵下，雄心勃勃地在鄉間組織過地方武裝；后又加入“中國社會黨”，在上海接觸到“無政府主義”研究小組，并和其中的幾個激進分子組織了“安那其學會暗殺小組”；他還隨柏文蔚加入了“中華革命黨”，參加過“二次討袁”運動……種種嘗試失敗后，窮困潦倒的王亞樵在上海灘游蕩，在柏文蔚的支持下，接管了上海“安徽同鄉會館”，生活才算安定下來。這期間，王亞樵深深體會到上海勞工的辛酸，決定成立“安徽旅滬勞工會”。王亞樵專門買來100多把斧頭，組成“斧頭隊”，為飽受欺壓盤剝的勞工撐腰出氣。只要哪個工會會員被資本家或地痞流氓欺負了，他的“斧頭隊”就一擁而去，擺出一副拼命的架勢，或砍或殺，異常兇猛。他們高喊：“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普通人都避而遠之，連上海青幫大亨黃金榮、杜月笙也懼其幾分。王亞樵的“斧頭隊”在上海“砍”出了一片天地，拜在他之下的門徒越來越多，王亞樵也因此一躍成為“上海勞工總會”的總頭目，會員達十幾萬，門徒增加到數千人。1923年11月，王亞樵受皖系軍閥盧永祥之子盧小川之托，暗殺了盤踞在上海的直系親信——上海警察廳廳長徐國梁，因此受到了盧永祥的賞識。盧永祥除贈給他重金外，還委任他為浙江別縱隊司令，把湖州地區劃給他做據點，讓他招兵買馬，練兵備戰。王亞樵欣喜若狂，立即把總工會丟給幾個手下管理，自己帶著其他部眾到了湖州。后來成為軍統特務頭子的戴笠，當時正在江山縣自任保安鄉自衛團團總，被王亞樵招了進來，任命為縱隊長。而后來成為“西北王”的胡宗南，以及投奔了馮玉祥的方振武、余亞農等人也加入了別動隊，成為縱隊長。他們與王亞樵交往甚密，結拜成了把兄弟。被蔣介石看中1925年，盧永祥兵敗，通電下野。王亞樵部只好作鳥獸散。戴笠、胡宗南等各自回鄉后不久，便報考了黃埔軍校。王亞樵則返回上海。當時他們誰也沒想到，幾個拜把兄弟日后卻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對頭。在上海，王亞樵重操舊業，繼續干起了“得人錢財，與人消災”的行當。他率人暗殺了上海輪船招商局總辦趙鐵橋，還有與柏文蔚作對的安徽建設廳廳長張秋白，并和杜月笙的門徒爭奪江輪。王亞樵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膽識，深得柏文蔚等國民黨內部西南派人士的賞識，因此被邀加入西南派在上海成立的秘密反蔣組織。此后，王亞樵還曾帶領門徒多次策劃暗殺蔣介石、宋子文，均因戒備森嚴，未能得手。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得知日軍駐上海的指揮官白川大將，將于4月29日在上海日租界的虹口公園，為日本天皇誕辰舉行盛大“慶功”會，國人無不氣憤。十九路軍總指揮陳銘樞更是氣得拍桌子大罵。他親自跑到上海，讓王亞樵破壞此次大會。因為日軍規定，此次大會只準日本人和朝鮮人參加，中國人不得入內。王亞樵便聯絡了原“安那其學會”成員中流亡上海的朝鮮獨立黨黨人安昌浩等三人，請他們攜定時炸彈混人會場。4月29日那天，安昌浩等人把定時炸彈裝在暖水瓶里，帶入會場，放在了講臺桌下，迅速離去。兩分鐘后，炸彈爆炸，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被炸飛了一條腿；白川重傷后死在了醫院；其他十幾名日本文武官員都受了不同程度的創傷。喜訊傳來，人心大快，南京政府官員也深受鼓舞。蔣介石對此事極為關注。他立即派剛剛擔任特務處頭子的戴笠去了解內情。戴笠很快就了解到：此事系王亞樵所為。蔣介石覺得王亞樵干了政府官員所不能干的事，開始對他刮目相看。蔣介石急于把王亞樵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先后派戴笠、胡宗南等人去拉攏、收買王亞樵。王亞樵擔心自己曾多次暗殺蔣、宋之事被查明，便斷然拒絕了。蔣介石、戴笠認為他不識抬舉，非常氣憤。不久，王亞樵的幾個門徒被捕，供出了他曾策劃暗殺蔣、宋未果之事。蔣介石怒不可遏，立即命令戴笠緝拿王亞樵。王亞樵不得不在家人和門徒的掩護下，化裝成搬運工，混上了開往香港的貨輪，逃離了戴笠的追捕。刺殺汪精衛1935年，王亞樵和部分門徒云集香港，在胡漢民等人的支持下，繼續醞釀暗殺蔣介石以及汪精衛等政府首腦人物的計劃。王亞樵認為，可以在南京設立一個通訊社，以記者的身份去調查蔣介石等人的行蹤。他派得意門徒華克之負責，帶領孫鳳鳴、張玉華等人前往南京租房，申辦“晨光通訊社”。同年10月，得知國民黨將于11月1日在南京中央黨部禮堂召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他們認為這是刺殺蔣介石、汪精衛的大好時機。孫鳳鳴主動要求承擔此次刺殺任務。華克之即讓張玉華以“晨光通訊社”的名義去申請六中全會的記者出入證，他自己負責善后工作。11月1日，孫鳳鳴以記者身份進入了中央黨部大院，只見汪精衛率中央委員們在禮堂大門口合影留念，可是卻不見他要刺殺的主要對象——蔣介石。原來，中委們開完會走出禮堂，準備合影留念時，蔣介石見記者蜂擁而上，不悅地退回了禮堂。汪精衛曾返回禮堂去催請，蔣介石謊稱身體不適，汪精衛只好返回，率中委們合影。孫鳳鳴見蔣介石沒有露面，中委們合影后開始走動，就毫不猶豫地舉槍射向汪精衛。汪精衛連中三槍倒地；孫鳳鳴也被衛士開槍擊倒在地，當晚便死在了醫院。事發后，蔣介石非常氣憤，把戴笠叫去大罵一頓，命他三天內查出線索。戴笠幾經周折，終于抓到了張玉華。在特務們的嚴刑拷打下，張玉華供出了王亞樵、華克之等人，而且說出此次刺殺的對象主要是蔣介石。蔣介石氣急敗壞，命戴笠速速緝拿王亞樵。王亞樵初到香港時，胡漢民曾請香港總督關照他，說他是反蔣人士，不是刑事犯。刺汪案件發生后，大批特務涌到了香港。香港情報處立即告知王亞樵，讓他謹慎行事，所以特務們在香港多日，也未能找到王亞樵的行蹤。戴笠情急之下，親自帶人赴港。因為走得匆忙，他隨身攜帶的兩支手槍沒有辦理入港攜帶證，所以一下飛機，就被香港情報處在旅館里拘禁了3天，直到南京政府把公文送來，才得以釋放。戴笠受此侮辱，羞憤交加，發誓要干掉王亞樵。此時，一個叫陳亦川的特務混到了王亞樵身邊，成為他的門徒。陳亦川先是打聽到王亞樵妻子的胞弟在香港開了個“茂源綢布莊”，他便常常化了裝在綢布莊附近轉悠。一天，王亞樵等人去綢布莊閣樓上開會，陳亦川立即報告香港警察局，謊稱一伙匪徒在綢布莊聚會，要求協助拘捕。當警察們沖進綢布莊時，王亞樵聽見樓下掌柜大喊：“站住！站住！你們要干什么？”便立即飛身越窗跳到了閣樓外面的房頂上。警察破門而入，將他的親信余立奎等人逮捕。戴笠得知后，立即趕到香港，指控余立奎等人曾是上海斧頭幫人，專門做暗殺綁票的勾當，要求以刑事罪引渡。當時中英雙方正在大談“中英友善”，英國政府便電令香港總督將余立奎引渡，并協助逮捕、引渡王亞樵。王亞樵萬般無奈，只好帶部分親信避往西南派人士李濟深的老家——廣西梧州。余立奎被捕后，他的夫人余婉君常去探監。余婉君年輕貌美，又酷愛跳舞。陳亦川暗地跟蹤她，還給她送禮、送錢，企圖打聽王亞樵的去處。余婉君一直很尊重王亞樵，怎么都不肯說。這時，遠在南京的戴笠設計了一出“戲”，他讓特務混進監獄，與余立奎關在一起，故意造謠說余婉君和王亞樵有染。看余立奎正在氣頭上，陳亦川便“熱心”勸說余婉君去探監，余立奎一見她就破口大罵“不要臉”，還給了她一記耳光，把她踢了出來。余婉君委屈地伏地大哭，躲在暗處的陳亦川立即上前相勸。另一位特務更是裝好人：“余先生對你有誤會。他聽人說，你在外面與王亞樵關系曖昧，所以很生氣！”一旁的警官說：“你看，你要是說出王亞樵的地址，抓住他，你丈夫就沒事了，你不也就證明了你的清白？”……余婉君知道特務們是想套出她的口供，便連連搖頭說不知道王亞樵的地址。陳亦川陪她回家后又一再勸她說：“蔣介石是愛惜人才的，絕不會殺他。抓到他后，開導開導他，日后還會重用他。”頭腦簡單的余婉君半信半疑地問：“他們真的不會殺他？”陳亦川裝著十分認真的樣子說：“這誰還騙你？我在軍統里認識的朋友不少，他們都這么說。”余婉君信以為真，說出了王亞樵在梧州。陳亦川立即和十幾個特務，帶著余婉君去了梧州。余婉君通過李濟深找到了王亞樵。她抱著孩子向王亞樵哭訴：“立奎被判了死刑。我們母子在香港生活不下去了。望您容我們母子住在這里，也好有個依靠。”王亞樵見狀，立即答應，并馬上派人給她租了房子。余婉君說，過幾天，她打算讓用人張媽去南京看望丈夫。王亞樵毫不懷疑地說：“到時候我寫個條子，讓她設法轉交給立奎。”1936年10月20日，李濟深請王亞樵及其親信吃晚飯。余婉君找到李家對王亞樵說：“張媽（用人）明天就去南京”。夜幕剛剛降臨，王亞樵等告辭回家，走到半路上，他突然想起要讓余婉君帶字條，便獨自去了余家。不料剛一進門，躲在門后的特務立即往他臉上撒了把石灰，一擁而上，想活捉王亞樵。可王亞樵絕非等閑之輩，他臂力過人，眼睛被迷住了，但手腳還是不停地揮舞，與特務搏斗起來。特務不是他的對手，慌忙掏搶，王亞樵被當場斃命。這個曾經威震上海的“暗殺大王”，就這樣死在了軍統特務的槍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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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毛XX命運的一首日本詩毛XX,日本,命運影響毛XX命運的一首日本詩選自《日本行中國更行》王錦思王錦思毛XX，字潤之。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韶山沖一個農民家庭。毛XX不僅是卓越的政治家、軍事家、理論家和思想家，而且是造詣頗深的文學家和詩人。毛XX，與詩詞結緣，終生樂此，樂此不疲。他的詩歌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韶山沖相對閉塞，卻美麗而幽靜，可謂地靈人杰。從8歲起，毛XX就進入私塾就學，接受傳統的啟蒙教育，讀的是四書五經，年幼的毛XX從此進入古典詩詞的殿堂。1905年日本戰勝俄國，給與中國帶來強烈的震動，日本文化和思想也傳入中國，甚至傳到偏僻落后的韶山沖。對于日俄戰爭，蔣介石稱："予我精神上最大的刺激"，遂赴日留學；毛XX的私塾老師從日本留學歸來，給他講述日本的許多見聞，讓毛XX頗感新鮮和震驚，他后來對美國記者斯諾回憶日本的"強大和驕傲"。而一首詩更是激勵了毛XX義無反顧地走出韶山沖到外求學，這就是《離家》，至今許多中國人還以為這首詩是毛XX所作。1910年初秋，年僅17歲的毛XX離開閉塞的韶山，到離家25公里外的湘鄉縣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繼續讀書。臨行前，他改寫了這首日本詩《離家》，夾在父親每天必看的賬簿里。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中國許多資料介紹這首詩是明治維新領袖西鄉隆盛所作。西鄉隆盛，是日本江戶時代末期（幕末）的薩摩藩武士、軍人、政治家，他和木戶孝允（桂小五郎），大久保利通并稱“維新三杰”。前期一直從事于倒幕運動，維新成功后鼓吹并支持對外侵略擴張，因堅持征韓論遭反對，辭職回到鹿兒島，興辦名為私學校的軍事政治學校，后發動反政府的武裝叛亂，史稱西南戰爭，兵敗而死。據日本現代學者竹內實的考證，與西鄉隆盛同時代的日本和尚釋月性27歲時，憂國而四方云游，寫詩名《題壁》，表達了他報效國家的志向。原詩是：“男兒立志出鄉關，學若無成不復還；埋骨何期墳基地，人間到處是青山。”毛XX抄錄時，把原作“死不還”中的“死”字改成“誓”字，表現受中華文化熏陶的人不像日本人那樣愿意以死相賭，鮮明地抒寫了他外出求學的堅強決心，從中，可以看到毛XX從少年時代起就身懷遠大抱負及革命理想。無論這首詩是西鄉隆盛還是釋月性所作，但是這首詩在日本很有名，流傳一時，表達日本青年渴望走出山村、走向外面世界、實現變革的理想，后來傳到中國。而日本青年成為走向軍國主義的日本侵略行動的犧牲品，這恐怕是這首詩的負面作用。毛XX后來就讀的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校長老師都從日本留學回來，學校建筑也仿照日本師范學校的風格，學生制服也是日本那種春夏白色、冬秋黑色。日本，深刻影響了兩個中國巨人的成長。1920年4月，毛XX當時初來上海，對陳獨秀背誦了這首詩。開創新文化運動且精于詩詞的陳獨秀聽后，十分驚色：“銳氣十足，真是好詩！”這首詩不僅在中國有很大影響。仿照這首日本詩歌，韓國勇士安重根用毛筆寫下的與《離家》同樣壯懷激烈的詩句"男兒誓不生還家"，這是1909年他在哈爾濱刺殺原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之前寫下的訣別詩。20多年后，又一個韓國青年尹奉吉給妻子留下“丈夫離家生不還”的誓言，去上海刺殺日軍將領。毛XX在父親發黃的記賬簿上留下這樣一首言志詩。父親毛貽昌識字不多，便撕下這頁記賬簿上的詩，找維新派教師李漱清詢問，李漱清夸他的兒子有志氣。毛貽昌把這頁詩夾在毛XX小時候讀過的一本書里，這本書后來就在毛XX在湘鄉縣讀書時借住的外祖父文家保存。毛XX十幾歲便離家，革命形勢異常緊迫，國民黨反動派抄家將他家的房屋沒收，家中物品失散，但是文家人始終都珍藏著這本書，并于新中國成立初期拿出來。這份珍貴的文物，是目前可以找到的毛XX最早的親筆文字。根據王錦思著作《日本行，中國更行》一書記載，17歲的毛XX寫下這首詩，表現了毛XX離開家鄉、外出求學、建功立業、走向廣闊天地的宣言和遠大志向。毛XX從韶山沖走到長沙，又從長沙走上革命道路，為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解放全中國做出杰出貢獻。在建國后，毛XX始終對日本抱有濃厚的興趣，對日本人民懷有好感，或許得益于少年時接觸的這首日本詩歌對于他的日本觀的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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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國府“青島大撤退”真相青島,真相1949年國府“青島大撤退”真相文章提交者：溫莎公爵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1949年，山東人孫茂亭行走過的路線所戴表的正是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一次大遷徙的軌跡。他們的出發地也許不同，或是青島、上海、或者廣州、香港，但目的地都是臺灣。隨著國民黨的潰敗，150萬軍民渡海赴臺，構成臺灣一個新的人群“外省人”。請看《先鋒國家歷史》記者劉永峰的文章。如今，孫茂亭老人的家，在青島，是一幢新建不久的磚瓦房。堂屋寬敞，高闊的院門在村里顯得很是氣派。每年夏天，庭院里石榴花都開得很艷，門前流淌著一條清清的小溪，一抬頭便是郁郁蔥蔥的山巒環翠。孫茂亭在這里出生、成長，后來又娶妻生子……如今他已近耄耋之年，但在這一輩子的大半時間里，孫茂亭卻不曾享受過家鄉的景色。在講起他的故事的時候，孫茂亭對半個世紀之前的事情記得依然真切。“那是1949年陰歷的五月初六”，他說。那天早上，為了在太陽出來之前給地里的土豆澆水，他起了個大早。4歲的兒子還在炕上熟睡，已懷孕八個月的妻子遞過來稀粥，孫茂亭急忙接了，一邊喝，一邊叮囑她注意身子。匆匆忙忙吃完早飯后，妻子把草帽給他戴在頭上，說待會兒早點回來，午飯吃高梁面面條，下出來不能放。他答應著：“知道了。”便出了家門，悶頭往村外的地里走去。孫茂亭說：“我沒想到這是我留給媳婦兒的最后一句話。”他更沒想到，這一出門，再回到家時，轉眼就是四十年。大撤退1948年底，在東北、華北的大片戰場上，形勢對國民黨愈來愈不利。1949年初的時候，整個山東全境，大部分已經解放只有青島、長山列島、即墨在美軍第七艦隊的羽翼下，僅靠著海上交通維持存在，但青島也被解放軍重兵包圍。當時，盡管蔣介石一直堅信憑借美軍的幫助，還有扭轉戰局的希望，因而遲遲不肯放棄青島這座反攻的橋梁。但是，美國海軍并沒有采納接管青島的建議，并在年初就開始陸續撤離，移駐海上。此時駐守城內的國民黨軍隊內部，早已是顧慮重重，人心渙散，士氣消沉。他們知道青島已是孤掌難鳴，解放軍一旦進攻，他們必將成為甕中之鱉，無路可逃。與此同時，撤離的準備也早在謀劃之中了。1949年2月起，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物資供應局青島辦事處即開始將大量物資從青島轉運臺灣，并將部分人員撤離到臺灣，在高雄設立辦事處，接收這些物資。在2月10日制定的《青島地區軍眷物資疏運計劃》中，記載到：疏運的眷屬包括三十二軍、五十軍、十七兵團等國民黨部隊和國民黨青島市政府、招商局等機關的家眷萬余人；轉運物資包括布匹、鹽、器材、彈藥等近萬噸，通過海蘇號、通安號、永興號等輪船疏運到福州和上海。另外，青島第十一綏靖區后防勤務各單位(包括補給兵站、糧庫、彈藥庫、器材庫、醫院、運輸單位等)及其他汽車廠、被服廠、銀行倉庫等，都全部撤走，不讓一個留下來。在1949這樣的年份，文字記載中處處透出兵荒馬亂的氣息，再縝密的撤離計劃，也都沾染了混亂、慌張的時代氛圍。日益緊張的局勢首先在上層人士中引起了恐慌，當時報紙稱：“南行飛機、商船均已滿員。登記南遷者已至12月之期。”據2月底的《大公報》記載：“國軍從濟南、煙臺敗退，青島富豪紛紛攜眷南遷，目前，已達三千名。”青島綏靖區司令劉安琪在制定撤離計劃時，本預先為國民黨山東政府、青島市政府的官員，國民黨國大代表、大學校長、教務長等公職人員安排了艙位，但總有些心急如焚的官員提前離開，當時的報紙上經常可以看到某某局長業已南逃的消息。撤退的重頭當然是駐守的部隊。青島是國民黨第十一綏靖區駐地，綏靖區司令劉安琪所指揮的部隊有第三十二軍和第十九師，及兩個保安旅，一個山東警備旅改編的部隊，號稱十萬兵力，其中多是山東子弟。其真實人數也就九萬，而且這些部隊在連續的戰斗中也多有傷亡。于是，在撤退之前，劉安琪又不得不急忙在青島附近強行抓丁，以補充兵員。那天早上，孫茂亭緊趕慢趕還是在太陽出來的時候到了地里，土豆苗已有些曬蔫了。他忙開渠放水，突然聽到前面一陣嘈亂。孫茂亭抬頭一看，發現是國民黨在抓兵!前幾天他也聽到些消息，許多人還說這兒山里太偏僻，抓兵的不會找到這里，沒想到今天竟遇上了。孫茂亭嚇壞了，忙趴在地里，可那些土豆苗太矮，根本遮不住他的身體。就在為尋找藏身之處而慌忙四望的時候，他發現，不遠處的國民黨兵已經朝著他奔過來了……中午，妻子做好了午飯，還在焦急等著丈夫回來，但孫茂亭卻已被押著向另一個方向走去，這一去，生死未卜，卻連跟父母妻子道別的機會都沒有。不久，孫茂亭就被送到了在青島港停靠的軍船上，這時，船上已經擠滿了人，像他一樣的剛被抓來的人。周云亭，夏莊鎮人，為了躲避抓兵跑到山上已藏了七天七夜，直到有一天實在忍不住了，想跑下山準備回家看看，就在半路上被國民黨兵帶走了。范中三，黃島人，國民黨抓兵時，哥哥范春旺的名字早已上了村公所的花名冊，哥哥一遍遍地跑出去躲避，地也荒了，妻兒也沒有吃的，眼看就要家破人亡，母親拿定主意，讓年幼的他頂了哥哥的名字，扛著鋪蓋到村公所報到去了……另外還有成千上萬的我們再也無法知道名字的人，也被送到船上。據史料記載，青島撤退前，劉安琪新增加的兵員有三萬人之多。據當年參與過青島撤退的國民黨軍官葉如松回憶：船上強抓來的壯丁，聽說要坐船到臺灣去，都不愿意，紛紛逃跑。最慘的是，有的人逃掉又被抓回來，為了恐嚇未逃的人，便拿幾個來槍斃。也有不怕死的，這里在槍斃，那里仍是繼續逃，真是抓不勝抓，沒辦法，只好將這些新兵的手都拴起來，一個連一個。一路輾轉1949年6月1日晚，青島港內，載滿著軍人、眷屬、公職人員、學生、地主、商人等各類人群的大船開始啟碇開行。海面上，星月的光影與船艦的燈火交織輝映，海天連成一片，肉眼很難辨清海面上船只的移動。當時，解放軍缺乏現代化裝備，難于判明海面的實情，借著夜色的掩護，一艘艘輪船陸續安全地駛出了膠州灣。那一晚，26歲的孫茂亭，40歲的周云亭，16歲的范春旺與陸上的家鄉漸漸遠離了。對絕大數人來說，他們在其父母、兄弟姐妹甚或兒女腦海里的模樣，也就永遠停止在26歲、40歲、16歲時的樣子了。就在這個夜晚，十萬山東人，離開了他們所牽念的故土，惜別了他們甚至未曾道別過的親眷，從此隨著海浪漂泊，前途未卜。經過三天三夜的航行，由青島撤出來的船只陸續到達了臺灣基隆港，無論如何，這都是一次極為痛苦的遠行，擁擠不堪的船上缺少水和食物，人們背靠背地坐著，動也不能動，何況睡覺大人喊、小孩哭，當輪船終于進港的時候，人們才稍微興奮了一下。但對于滿船的官兵來說，這并不是終點。劉安琪的十萬軍隊，停駐在基隆港內，幾天后，他們等來了下一步的命令。當時，蔣介石已經作了向海南島撤退的打算，因此需要軍隊鎮守湛江，以掩護大陸部隊的總退卻，同時為牽制海南五指山共產黨根據地力量的向外擴張，榆林港也急需部署軍隊。于是，蔣介石命令，第三十二軍主力調往雷州半島的湛江港，部分駐海口市，其余第十九師兩個保安旅、山東警備旅，以及綏靖區司令部則駐守榆林港。一起從山東撤出來的十萬國民黨軍，在基隆被分散了，輪船載著他們又分別向著不同的目的地駛去。隨著大陸局勢的急轉直下，一個多月之后，海南、湛江的部隊，緊急北上馳援廣州。接著，廣州失守后，他們又統統撤到海南。“國民黨把海南當成了他們最后固守的陣地，在這里屯集了大批的人馬。”孫茂亭回憶說，“里面有不少是臨時抓來的老百姓，像我們這樣的連槍口都不知道應該對著哪兒的農民也被編進了正規軍。”當時在海南島由于水土不服，吃的又供不上，許多北方兵到了這里便一病不起，被扔在半道上自生自滅。這些慘景把孫茂亭嚇壞了。孫茂亭聽說海南島也守不住了，軍隊要全部撤往臺灣，他當時便橫下一條心，“無論如何也要在到臺灣之前逃出來”。終于，孫茂亭瞅了個混亂的機會逃了出來。但由于地形不熟，東逃西竄，最后還是被抓了回去。為了懲罰，便讓他到伙房里去干雜活，最后，他一路上挑著鍋碗瓢盆跟著部隊到了臺灣。很難說是幸還是不幸，因為幾個月前跟他們一塊兒從青島過來的老鄉、戰友們，在不停的進退輾轉中，在戰火、傷病、饑餓的折磨中，已有三萬人死亡或不知下落。“外省人”隨著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1949年及以后的幾年中，跟隨蔣介石渡海赴臺的軍民，大約有150萬人左右，而加上“光復”以來自大陸來臺灣的居民，前后就有200萬人。在這些因為戰事、政局變動的緣故而被歷史裹挾著流散向臺灣的200萬人中，原本若以職業言，他們是政府官員、軍人、學者、商賈、學生，若以籍貫言，他們則是江蘇人、浙江人、山東人、湖南人、四川人……但自從踏上臺灣島后，這些區分再不是主要的，一個共同的身份標志將他們涵納入一個新的族群，他們都是“外省人”。資料記載，日本撤離時，臺灣的人口大約600多萬，而新來的“外省人”的人數幾乎是島上人口的三分之一。如此眾多的在社會經驗與經濟經驗上都跟“本省人”有很大不同的外省人口的加入，對臺灣經濟、社會結構的巨大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這批外省移民普遍有較高的教育水準和工作經驗，這些平民人口中的大約三分之二“為具有特別技術專業或行政訓練的青年男子，其中若干并攜有為數可觀的資金”。經濟上，人口的急劇增加，固然在短期內加重了物價膨脹的壓力，但人力資源上的優勢，也使得臺灣在戰后的經濟發展中，得以脫穎而出。政治上，這些“外省人”具有一個共同的屬性——都是“政治移民”，蔣介石兵敗之后將大陸的政治體制搬到臺灣，政治資源依舊壟斷在外來的“大陸人”手里，他們在政府的高層供職，認同國民黨政權在的體制，而“本省人”只在地方政權和民意機構中占有多數席位。政治權力結構的不平等，形成了臺灣具有鮮明“省籍特征”的二元政治結構——“外省族群透過‘國家機器’，將其對于本省族群間的支配從屬關系加以制度化，兩個族群無形中形成垂直的分工，由外省人掌握黨、政、軍、特及文化媒體，本省人則聽任在其他部門發揮，儼然成為兩個社會。”而語言的隔閡、居住上與職業上的隔離，無意中更是強化了“本省”與”外省”的對立關系，進而催生出他們政治認識、政治情感上的分野。久而久之，在這種對立的關系中，雙方都被迫卷入了“族群認同”的政治漩渦，這也是后來藍綠陣營相爭的根由。然而能在國民黨的政治體制中身居高位的“外省人”，畢竟只是很少的比例，大多數人，比如孫茂亭，比如撤到臺灣的60萬普通軍人及他們的家眷，無法回避的是那段灰色的生活。歷史在給了他們“外省人”身份的同時，也造就了他們深深的尷尬。對于在1949年不斷逃亡的這群人來說，臺灣是離散的終點，卻也是失落的開始。踏上臺灣島后，有錢的達官貴人們自然可以買房、建房，但絕大多數中下層官兵及隨軍的家眷就只能聚居在所屬單位附近的廟宇、學校、農舍、牛棚或臨時搭建的簡易住所里，有的甚至露宿街頭。1955年，為了安置軍政人員和他們的眷屬、遺眷，各軍政單位陸陸續續地開始興建“眷村”。在國民黨“反攻大陸”口號依然盛行的年代，“眷村人”都準備著隨時回到大陸，根本沒有長住的打算。然而不久他們發現他們長期懷著的“反攻大陸”、“戰士授田”的迷夢，只是一種毫無結果的空等。“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他們會含著眼淚說。但離開故土的大陸人又難于或是不屑融人臺灣的社會中，甚至擔心著連一塊寄人籬下般的立錐之地也難于長保。這是一群飄離的、無法落地生根的靈魂，離亂的記憶、鄉愁的煎熬、現實的擔心使“眷村”籠罩在一片低沉、無奈、虛空、頹唐的氣氛中。做回農民1949年由山東來臺灣的人數，“可說為大陸各省之冠”，但與江浙一帶多政府官員、商賈名流不同，來臺的山東人中最多的是士兵，國民黨撤臺軍隊的十分之一是山東籍，而1949年之前他們大部分還是山東鄉下的農民。當初，他們自己都不明白為什么打仗，便稀里糊涂或是被迫地拿起槍桿卷入了戰斗，身邊并肩作戰的兄弟一個接一個地倒下，死亡跟他們一次一次地擦肩而過，終于，幸存的6萬多山東兵同其他50多萬的各省兄弟一道，為國民黨保住了最后一塊地盤，但卻再也回不到自己原來的家園。當初，他們從原來的生活中被卷走，轉眼棄甲歸田，頭白人老，卻又被歷史孤零零地拋在了一個陌生的無法扎根的地方。歷史的吊詭之處還在于，那個他們為之服役多年，耗盡年華的政府，是否真是代表了老兵們政治上的認同呢?到41歲的時候，在部隊受夠了的孫茂亭，提前退伍了。跟多數退伍老兵一樣，他們沒什么收入保障，又沒怎么讀過書，當兵之前就是農民，除此之外，身無長計，離開軍隊后，謀生成了最大的問題。好在孫茂亭還正值壯年，力氣還是有的，思來想去，他重新做起了種地的老本行。這種選擇更像是續接那因戰亂而被打斷的生活，十幾年以后，出生在山東農村的孫茂亭依然難以割舍對土地的留戀。在臺東的花蓮，那兒有大片的荒山野嶺。退伍后，孫茂亭便在山上搭起窩棚，拿一把鋤頭開起了荒。由于那兒的荒沙地根本種不了糧食，他就把平整出來的幾畝地全部種上了大姜。收獲的季節，挑到山下去賣，這樣一連幾年，在山上過起了與世隔絕的日子。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收成好一些，多賺點錢讓自己好好活下去。后來一次災難，使得孫茂亭重新種田的愿望也破滅了。有一年刮臺風，下起了特大暴雨，不僅把他的窩棚掀翻了，而且引起了山體滑坡，把幾畝即將收成的大姜全壓在了泥沙下面。他顧不得收拾窩棚，雨還沒停便去挖埋在泥沙下面的大姜。怕鐵?把大姜鏟碎了賣不了好價錢，就用手挖，直到挖得雙手的指甲都掉了，鮮血直流，也沒有挖出多少完整的姜來。孫茂亭想起當年的事情時，臉頰有些抽搐，“那時我已經是快50歲的人了，想到無依無靠自己活得這么難，我一屁股坐在爛泥里嚎啕大哭起來。”“荒山上一個人也沒有，只有我這個無家可歸的老兵那凄涼的哭聲。”后來他幾乎是流浪著又回到基隆港，當起了裝卸工，在35度的高溫下，每天要扛上千斤的貨物，這樣，一干就是十幾年。他說：“我已經恨透了那兒的海水，所有的人間悲劇它都看到了，可它仍是那樣沉默。”但偶爾在等貨船靠岸的時候，他依舊忍不住向大海那邊張望。1988年，在離家39年后，孫茂亭第一次回到了家鄉。妻子已是滿頭白發和一臉皺紋，但依然在等他，兩個孩子，已經是人到中年。1994年，孫茂亭終于辦好了回大陸手續，第二年，回到家后，再也不用離開了。然而，在當年從青島港走出的人群中，像孫茂亭一樣的只是幸運的少數。四十年后，當踏上曾在心里魂牽夢繞了幾十年的故鄉時，更多人看到的是，市鎮改貌，面目全非，親友故去，曾經無比熟悉的大陸家鄉已同陌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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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國府舟山大撤退舟山1949·國府舟山大撤退文章提交者：溫莎公爵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徐瑾在歷史的節點上，個人的命運總難免被動。1949年，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與《將革命進行到底》兩份文本迥異風格的背后，有著不同的氣象。這一年，對于蔣介石可謂艱難。這一年元旦，他在日記中寫道：“去年一年的失敗與恥辱之重大為從來所未有。”隨后，他在中山陵“別陵”之后回到老家溪口。平靜數月時光后復出，輾轉于上海、舟山、臺灣各地之間。5月7日，蔣介石乘江靜輪從上海至舟山，當天的日記寫道：建設臺灣為“實現三民主義”的省區。有人查閱，日記中“臺灣”兩字原為“福建”。而同月十七日，蔣經國寫道：父親自本年一月二十一日“引退”以來，家鄉遨游，將閱四月。在此百余日中，雖心懷邦國，而用情逸，不減當年，蓋亦唯有在寧靜中更能致遠耳。此時中樞無主，江南半壁業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父親決計去臺，重振革命大業。從此已無緣再享此人間清福矣。這一年，被蔣經國稱為危急存亡之秋，而他自己也比過去獲得更多信任與施展空間，失去中國大陸的蔣中正也在塑造臺灣。臺灣政治大學教授劉維開稱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常有一些年代具有歷史轉折的特殊意義，而成為歷史研究的主題，1949年即是其中之一。在他的新著《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中，他發現蔣介石即使在數年之后的日記中，還是對于1949年念茲在茲，而同樣是蔣經國，曾經說過“父親自第三次下野以來，一直到舟山撤退為止，可說是最艱苦的時期；然而用最大的忍耐力，把這個最嚴重的難關渡過了。”1949年在臺灣獲得更多演繹，如林博文《1949石破天驚的一年》、《1949浪淘盡英雄人物》、林桶法《1949大撤退》等等。盡管如此，這仍舊屬于當時“第一家族”與國家視角密切相關的記憶，而對于更多國人來說，“第一家族”進退臺灣決定之后，卻是超過200萬人前所未有的大遷移。其中，軍人的數量仍舊語焉不詳，在蔣介石于20世紀50年代的幾次演講中，從50萬到100萬都有。比如，一句帶過的舟山撤退，僅僅知道大概12萬軍人與2萬民眾是遠遠不夠的，甚至詳細如“36艘運輸艦、5艘登陸艦，3天3夜的緊急行動，在海空的全程護航之下，抵達臺灣，一共撤離了125000軍民，121輛各式戰車以及火炮等等重裝備”亦顯單薄。幾十年前，影響美國甚深的小說《根》中，在追溯上百年家族史之后，主角告訴我們：歷史由勝利者編寫，但由相關的人們所相聯。于是，塵封的私人記憶開始復活，不亞于歷史的宏大敘事。姜思章是處在這一歷史節點的一個小人物。1949年，他還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年，但還是被裹挾進了那場歷史洪流。1950年，14歲不到的姜思章在家鄉舟山被國民黨軍隊掠到了臺灣，再回舟山時，已經是30多年后。在他的背后，是更多命運相同的人。那些和姜思章一樣被掠到臺灣的舟山子弟，他們的名字或者一串數字背后，是否有著更多生命容量？還是在舟山，1949年1月27日，太平輪在舟山群島海域的白節山附近與一艘貨輪相撞沉沒，932人遇難，是否僅僅只是一場60年前的泰坦尼克式慘案？從臺灣來看，從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張典婉《太平輪1949》等等，讓我們看到歷史的曾經不可言說的個體傷痛。龍應臺先生坦言，《大江大海》就是其個人的探索之旅，從家族史到國族史，用非常個人的一種方式來呈現，所以沒有那個企圖，讀者也沒有任何理由去把它當做這就是1949。其名龍應臺，龍來自父親，應來自母親，臺代表了她是戰亂中出生在臺灣的第一個孩子，她的母親應美君在臺灣居住了60年，他鄉已是故鄉，卻始終忘記不了已經消逝的淳安古城，以及新安江的透明。200萬難民加上臺灣600萬人，龍應臺希翼打開華人社會太多集體記憶的黑匣子，溫柔治療一代人“隱忍不言的傷痛”。不過，止步私人記憶，是否就能夠還原歷史呢？如何使之成為見證的公共記憶？學者徐賁有言，人類以人性道德的理由記憶，分享的記憶是以現代社會記憶分工為基礎的，而“分享的記憶則不單單是個人記憶的聚合。記憶必須在公共空間中有自由交流，才會成為分享的記憶。分享的記憶以自由的公共交流為條件，因而成為一種具有公共政治性質的記憶。”從個體記憶到集體記憶，除了分享，還不應該忘記比較。1978年，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學家張玉法提出了比較歷史的看法，比較兩種或兩種以上同類歷史事件或歷史現象的異同，以及何以異，何以同。張提示我們，唯有比較歷史，我們才能得出以下價值：一、使人們了解歷史中真正偉大的事物歸屬于誰；二、它有助于人們尋找歷史規律。這里所說的歷史規律是片面的，而不是概括的；三、人類歷史上的國家民族偏見，只有靠比較才能消除；四、許多歷史經比較后，原來的一些解釋要加以修訂。還是這個張玉法，擲地有聲地告訴我們國家會亡，歷史不滅；而1948年，他曾走在南下8000多個流亡中學生中，那么矮小。“流浪”或許是被歷史裹挾的人們永恒的命運，即使已經安居幾十年，只要還有記憶，還想念，心底就還是流浪的人。歷史又到了一個節點，兩岸的聯系日漸緊密，文化交流、直航包機、經貿往來、甚至金融框架、政治層面的合作都在不斷加強，就在記者寫稿的時候，臺灣正舉行“臺灣江蘇周”，江蘇省委書記梁保華親自帶領4000多人到了臺灣，規模空前，而現任政要高官的出席，更被賦予了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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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炮手”張奚若炮手,奚若,民國民國“炮手”張奚若默認分類2010-04-0823:16:22閱讀31286評論135字號：大中小民國史上，有過不少言辭犀利、率直可愛之士，張奚若先生就是這樣一位重量級的人物，被稱為“棱角先生”、“民國炮手”。張奚若，字熙若，生于1889年，陜西朝邑人，是著名的政治學家，愛國民主人士。他早年參加了同盟會，辛亥革命后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獲政治學碩士學位。回國后，歷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國際出版物交換局局長、高等教育處處長，中央大學、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等校教授，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等。抗戰時期，張奚若任西南聯大政治學系主任。一次，西南聯大、云南大學等四校聯合舉辦時事講演會，由張奚若主講。面對六七千名聽眾，張奚若對國民黨展開了猛烈抨擊：“現在中國害的政治病是——政權為一些毫無知識的、非常愚蠢的、極端貪污的、極端反動的和非常專制的政治集團所壟斷。這個集團就是中國國民黨。”“在報紙上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個名詞‘赤匪’，假如共產黨可以叫做‘赤匪’的話，我想國民黨就可以叫‘白匪’。其實‘白’字還太好了，太干凈了，他們簡直就是‘黑匪’！”在這次演講中，張奚若還給國民黨政府下了一斷語：“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他說：為了國家著想，也為蔣介石本人著想，蔣應該下野。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在擔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期間，張奚若曾在參政會發言抨擊國民黨的腐敗及蔣介石獨裁，蔣介石插話說：“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張奚若聽后，拂袖而去。下次參政會再開會，給他寄來通知函和路費，他當即回一電報：“無政可議，路費退回。”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欲舉行政治協商會議，中國民主同盟與共產黨一致舉薦張奚若列入無黨派人士代表名單，國民黨不同意，說張奚若是國民黨員。張奚若聞之，便在《大公報》等報紙上刊登聲明：“近有人在外造謠，誤稱本人為國民黨員，實為對本人一大侮辱，茲特鄭重聲明，本人不屬于任何黨派。”其實，早在蔣介石政權崛起之前，張奚若就以發言火藥味濃而著稱。這位“炮手”還曾向《晨報副刊》“開炮”。1925年，《晨報》主筆陳博生邀徐志摩接編《晨報副刊》，特意設宴。在座都發表對副刊改良的辦法，惟獨張奚若開口道：“這并不是個改良的問題，這只是個停辦的問題。”及至徐志摩接手，張奚若竟以《副刊殃》為《晨報副刊》作一篇短文：鑒于當今思想界的墮落，現在的問題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應該一把火把它們燒掉。徐志摩稱張奚若為“一位有名的炮手”，他曾這樣描繪張奚若：“他是一塊巖石，還是一塊長滿著蒼苔的（巖石）”。“他的身體是硬的”，“他的品行是硬的”，“他的意志，不用說，更是硬的”，“他的說話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幾段，直挺挺的幾句，有時這直挺挺中也有一種異樣的嫵媚，像張飛與牛皋那味道。”新中國國名與張奚若亦有淵源。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張奚若以著名民主人士的身份出席會議。在各小組討論的過程中，對于新中國的國號問題，爭論頗為激烈。有人提議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也有人提議用“中華人民民國”。張奚若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后，認為還是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國名好。張奚若說：“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人民這個概念已經把民主的意思表達出來了，不必再重復寫上‘民主’二字。”與會代表經過反復討論，認為張奚若的提法好，一致同意新中國的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成立后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部長、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等職，1973年辭世。（劉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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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前中國三大將軍自殺事件：為國為民為女人中國,自殺事件,大將軍,女人,抗戰抗戰前中國三大將軍自殺事件：為國為民為女人(1張圖s)[史海鉤沉]核心提示：抗戰前有三大自殺未遂事件，第一個是我國著名軍事家蔣百里先生，擔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期間，因為壯志難酬，無法為國建立一支國防軍軍官隊伍憤而吞槍；第二個是軍委會高參，老同盟會會員續范亭，為了日本侵占東三省在中山陵前切腹；第三個呢，就是這位錢大鈞將軍為情所困了。數他沒出息，杜公笑言。如果圖片沒有顯示，可以點擊圖片錢大鈞國民黨中將加上將銜來源：資料圖本文摘自《薩蘇講述老兵傳奇故事：兵進北邊》作者：薩蘇出版社：中國書店下面這段是杜公講的，是否是沈先生的原話不可知，大約有所補充。錢大鈞在武漢擔任警備司令是從教導第三師師長職務上面提拔的。因為他善戰，善治政但不善治軍。武漢警備司令這個職務，實際上就是當時的華中軍區司令員。錢風度翩翩，身材高大，相貌英武--可以到軍事博物館里看看黃埔軍校人員的照片，最為英俊的三個人：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校長蔣介石、軍事教官錢大鈞。更難得的是，此人文武雙全，通曉英文，對佛學亦很有研究。當時錢是國民革命軍的青年將領，前途無量。如此人物，稱為黃金王老五并不過分，名門閨秀之使絡繹不絕。偏偏造化弄人，錢自己，卻對舞會上認識的一位歐陽藻麗小姐一見鐘情。起初一切都順理成章，錢將軍拿出東征陳炯明的功夫發動猛攻，歐陽小姐招架不住，很快就墮入情網。錢將軍隨即派人上府求婚。歐陽小姐家為上海的民族資產階級大家，一對姊妹花滬上有名。但老爺子家教很嚴，對于女兒私定終身大為憤怒，及至知道未來乘龍是一位“丘八”，更是堅決拒絕。想想也有道理，中國政治翻云覆雨，今天的將軍，明天就是斷頭冤魂，誰家肯安心把女兒嫁給軍人呢？錢將軍攻城不克，遭到斷然拒絕。自古軍人做事堅定，錢再三派人上門說項，但歐陽家就是不同意。最后搬動了蔣委員長出面，還是吃閉門羹。想想當時的政治局勢，歐陽家也真算骨頭夠硬。奇怪的是，這些國民黨大員也真就沒辦法。某以為當時能夠成就非常功業的人物必有非常性格。這位素以穩重沉毅著稱的錢將軍也不例外。他和歐陽小姐灑淚而別，回了漢口，按照他自己的方式闡釋愛情去了。他丟下公務不干，帶上馬隊上街巡視，禮服洋刀，一副威儀。但是表情怪異，似笑非笑，舉止失常。突然，他抽出手槍，頂住自己的太陽穴就摟火。幸好他的副官久經沙場，早就看到長官今天表情不對，一直留心在意，見勢不妙，抬手就是一馬鞭。子彈頓時飛到爪哇國去了，一群官兵趕緊把他們的司令官拉下馬來，拖回司令部去。當時高級將領自殺的例子并不少見，沈先生說，這個級別的，抗戰前有三大自殺未遂事件，第一個是我國著名軍事家蔣百里先生，擔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期間，因為壯志難酬，無法為國建立一支國防軍軍官隊伍憤而吞槍；第二個是軍委會高參，老同盟會會員續范亭，為了日本侵占東三省在中山陵前切腹；第三個呢，就是這位錢大鈞將軍為情所困了。數他沒出息，杜公笑言。消息傳到上海，歐陽家發生了家庭革命，一直看不慣此事的二小姐歐陽生麗挺身而出，護送大小姐“私奔”武漢。實際上，沈先生認為，大概歐陽家也怕事情鬧大，對這個“私奔”采取了默許的態度。于是，在武漢的警備司令部，錢大鈞否極泰來，洞房花燭。這位將軍可算癡情，在國民黨的腐敗階層之中，有名的貪污而不納妾--當然，后來也納了，是太太逼的。后面另說。沈先生和錢將軍打交道，是因為軍統特務往往負責蔣介石出巡的外層防衛，歸錢的侍從室指揮，沈為人精明干練，多次擔任這個職務。而錢總是神情倨傲，很不好合作，極少給特務提供方便。因為他是上級，沈等特務都吃過不少苦頭，因此不愿意去見他。后來才知道，錢是在西安事變里和軍統結下的梁子。當時錢也和蔣一起去西安。華清池附近原來有一個火車頭，為了防止蔣乘火車逃跑，張學良找到錢大鈞，說要讓自己的好馬“蓋西北”和火車賽跑，誘騙錢同意將火車頭調到臨潼車站。這個細節西安事變后被特務密報上來，認為錢和張有勾結的嫌疑。錢因此受到審查。當時錢曾指揮侍從拼死抵抗，掩護蔣逃走，自己被東北軍的子彈打穿胸部，卻遭到如此對待，內心極為痛苦。因此，終生對特務沒有好感。錢大鈞后來在抗戰的時候指揮過武漢行營，當時日軍空襲武漢，錢指揮空軍應戰，有一個奇怪的命令，就是飛機升空必須繞武漢一圈然后才去迎戰。那時空戰都是講究搶占高度，等繞完一圈再爬升，往往就吃虧了。有的空軍人員就有所抱怨。軍統的特務收集到這個情況，準備向蔣介石打小報告，但是被有軍事經驗的大特務文強扣下了。文強說，抗戰本來就是以弱對強，軍事上的勝利是很難的，保持民心、軍心、士氣與日軍相持下去才是目的，空軍繞武漢飛行給軍心的鼓舞，遠不是多打下一兩架日本飛機能夠補償。可見，錢大鈞對軍事政治的理解，還是頗有造詣的。錢后來娶妾非常傳奇。因為他的妻子歐陽藻麗后來身染重病，垂危之際，夫妻情深，不忍錢后半生寂寞，要錢同意自己死后娶自己的妹妹為妻。歐陽二小姐早就對這位姐夫情有獨鐘，長年不論婚嫁，自是垂淚答應。錢表面答應，卻在同僚面前露出后半生獨身之意。錢夫人遂強要錢發誓，并在自己有生之時即讓二人同居，一時傳為美談。不料陰差陽錯，錢夫人心事已了，病卻一天天好了起來……沒辦法，就形成了姐妹同嫁一夫的奇事。軍統里茶余飯后之余，便有人一邊羨慕錢桃花運好，一邊笑話歐陽老先生阻婚不成，把兩個女兒都賠了進去。這后面一段是某所知道的，和沈先生無關了。錢后來很長壽，到臺灣后，蔣提撥新人，錢退役轉任體育運動委員會主席。后來某在一部關于黃埔抗日的記錄片里看到過他。那部片子的片頭是一位國民黨將軍回憶“八一三”上海抗戰，說，開戰前中國軍隊將領在南京開會，由蔣介石宣布參戰部隊，那時將星云集，軍容整肅，每個人都期盼能念到自己的名字，而能夠被編入戰斗序列的將領無不激情澎湃。此后的八年中，這些黃埔之光有二百名以上的將領，倒在了異族的槍口下。片子的結尾，是年近百歲的何應欽將軍，戎裝佩劍，領唱黃埔校歌親愛精誠，背景就有耄耋之年的錢大鈞將軍，于陽光綠草之間，在雙杠上做慢起手倒立。也許，這就是所謂的黃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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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燕子李三”燕子,李三真實的“燕子李三”文/康鵬、王琰前幾年，在全國熱播的電視連續劇《燕子李三》，讓觀眾看到了一個亦正亦邪的傳奇人物，他起初行俠仗義、受人愛戴，后在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中，經不住金錢美色的誘惑，墮落成一名危害社會的飛賊，最終被人民政府緝拿歸案。自從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民間就流傳著各種關于“燕子李三”的傳說。那么，真實的“燕子李三”到底是什么樣子呢？實際上，文學作品和影視劇中塑造的“燕子李三”與真實的“燕子李三”有很大出入。當時，全國有兩個“燕子李三”：一個是河北的，一個是山東的。河北“燕子李三”劫富濟貧河北的“燕子李三”，原名李景華，又名李鴻，1898年出生于河北涿州，幼年隨叔父流落到滄州，并在此落戶。滄州是聞名全國的武術之鄉，練武的人很多，李景華自幼拜師習武。由于他稟賦較好，身體輕快，漸漸練就一身武藝，爬墻上樹易如反掌，非一般人所能及。李景華從小就小偷小摸，后來跟著滄州一個賣藝班子到河南洛陽等地賣藝。一次，賣藝班子住處丟了東西，由于他有過“前科”，老板懷疑是他偷的，就把他趕走了。李景華在洛陽人地兩生，只好靠偷盜生活。其間，他在河南、湖北一帶屢屢作案，不久便有了“燕子李三”的名頭。一次，他見洛陽警備司令白堅武橫行霸道，非常氣憤，便在夜里偷偷摸進他家，將其隨身佩戴的左輪手槍偷走，用武裝帶把手槍吊在他家后花園，留下一張紙條，上書“‘燕子李三’到此一游”。這令白堅武十分惱恨，可又怕事情傳出去有傷自己臉面，就沒有大動干戈。之后，李景華又在當地偷竊過幾家豪門，引起了當地上層社會名流的憤恨，當局到處抓捕他。李景華為了逃避追捕，隱姓埋名去了少林寺。在那里，他學了一些輕功，更增強了偷盜本領。從少林寺出來后，李景華流竄到平津一帶活動。他作案有兩個特點：一是專偷豪門富戶，從不騷擾貧苦百姓；二是作案后總要留點痕跡，如仿效小說中花蝴蝶、白菊花等大盜的做法，把一只用白紙疊成的“燕子”插在作案的地方，或留下寫有“燕子李三”字樣的紙條，以表明自己明人不做暗事。這更使得他聲名大噪，“燕子李三”的綽號由此得來。李景華作案并不是每次都能得手。手頭緊時，他往往到一些大戶人家去“借錢”。他深更半夜從人家房子上垂下一根繩子，繩子上頭系個小口袋，別個紙折的小燕子，口袋里裝半塊磚頭，輕輕搖動繩子，一下一下地敲打人家的窗戶。識相的會把口袋里的磚頭取出來，換上等量的銀子。若不識相報警的，日后多多少少都會遭到李景華的報復。“燕子李三”當然不會也沒有傳說中的輕功，不能在水面上點水而行，也不可能飛檐走壁，但他的武功確實非同小可。他作案的對象基本都是深宅大院，高墻阻隔、護衛森嚴的大戶人家。在這些地方，他能來去自如，可見他的超常手段。據李景華被捕后的辯護律師蔡禮先生回憶，李景華可以借助一些工具，使身子像壁虎一樣緊貼墻壁往上爬，他曾在百塔寺高高的大殿墻壁上爬過，這一招兒叫“蝎子爬”。他隨身攜帶一條繩子，繩子一端拴有一個鐵鉤，把繩子往樹上或木梁上一扔，鐵鉤子就鉤住了木頭，他便能順著繩子爬上去。他還可以用腳蹬墻，借勁使力，巧妙地越過障礙；也可以輕而易舉地撬開各種鎖……具有這些本事，再加上作案前周密細致的摸底，并配有特制藥水等，李景華在平津地區作案無數，屢屢得手。他甚至還到過臨時執政的段祺瑞府邸行竊，偷過國務總理潘復、執政秘書長梁鴻志以及軍閥張宗昌的財物。偵緝隊雖多次緝拿他，都未成功。就算抓到了也關不住，他總能想辦法脫逃。“燕子李三”的名聲越來越大，轟動一時，他的真名李景華反倒不為人知了。由于時局混亂，當權者多為國之巨蠹，為富者往往不仁。老百姓對專偷富人錢財的李景華倒有一種親切感，把他看做梁山好漢。李景華偷來的東西絕大部分是自己吃喝嫖賭揮霍掉了，曾將少部分財物分給貧苦百姓，受到百姓稱頌。因此，有人說他是劫富濟貧的“俠盜”。其實，他不過是對窮人有些同情心，把偷來的東西隨意處置罷了。當時，曾有報紙這樣報道燕子李三：“得贓數千元之巨，初冬往游城隍廟，見附近居民貧苦者太多，遂起憐憫之心，每人一元或二元，任意施舍，遂為偵緝隊注意，跟蹤逮捕。”“神偷”病死看守所李景華曾多次被捕，又多次成功越獄，并沒有影響他的“神偷”形象。他在獄中也能作案，這更增添了他的神秘色彩。1934年，李景華再次被捕，先被關押在河北第一監獄，不久被押解到北平地方法院看守所，最后被關進北平感化所。由于“燕子李三”名聲在外，李景華很快成為北平感化所的“紅人”，不僅囚徒們想與他結交，就連獄卒也十分仰慕他，愿意為他效力。感化所巡官史海山讓李景華吃好喝好，后來兩人竟結拜為兄弟。史海山和獄卒們與李景華達成協議：晚上他們把李景華放出去作案，作案后必須及時返回，所得贓款贓物與史海山等人平分。一天晚上，李景華光顧了北平西單麗華綢緞經理潘國英家，偷了不少高檔綢緞，將贓物都給了史海山和幾個獄卒。潘國英發現家中失竊后，除了報警外，還通知了與他有關聯的各家商鋪，請他們務必留心。潘國英家丟失的綢緞衣服雖沒有明顯記號，但內行人還是能認出來。這天，史海山將李景華送給他的一件毛背心拿到附近的洗染房洗染，掌柜一看便知是潘國英家丟失的衣物。掌柜不動聲色，詳細詢問了史海山的姓名住址，說衣物洗好后送過去。史海山沒有警惕，如實回答。等史海山一走，洗染房掌柜馬上將此事告訴了潘國英。潘國英仔細查看毛背心，確認是自己丟失的物品，迅速報警。警察隨后將史海山和幾名獄卒拘捕。史海山被抓的消息很快傳到李景華耳中，他預感到事情可能暴露。當天深夜，他穿上夜行衣潛出監獄，爬到審訊史海山等人的大廳房頂上偷聽。史海山并沒有供出李景華，警察試圖從其他獄卒口中得到線索。此時，李景華突然煙癮發作，實在按捺不住，就點燃一根火柴。可就是這一點火光把他暴露了，再次被抓捕。1935年1月，北平地方法院審理“燕子李三”李景華盜竊一案。屢經波折，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法院認定李景華有“強盜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判刑后，為了防止他再次逃脫，就給他戴上一種類似木枷的刑具“木狗子”。據說，戴上這種刑具只需3年，雙腿就會徹底殘廢。李景華不服判決，提出上訴。由于此事影響很大，當時多家報刊均有報道，時任北平律師工會副會長的蔡禮先生為其免費辯護。上訴期間，李景華因長期吸食鴉片造成的肺癆發作，還沒等到最高法院重新判決，便病死在北平看守所，時年40歲。令人稱奇的是，李景華在押期間竟與一劉姓寡婦結了婚。當時，李景華經常越獄行竊，手頭寬裕。劉氏孀居家中，帶著兩個幼子，日子過得極其艱難。兩人相識后彼此有了好感，李景華常給劉氏送去贓款贓物，她家的日子也好過多了。李景華被判了重刑后，劉氏仍不改初衷，常去獄中探望，并跟他正式結婚。李景華死后，劉氏卻拒絕認領李景華的尸體。看守所只好把他的尸體葬在義地里，并立了一塊石碑，上書“李景華墓”。李景華生前有個弟子叫段云鵬，是大名鼎鼎的軍統特務，江湖綽號“賽貍貓”，曾是京津地區有名的“飛賊”。他曾潛入日本侵華司令官岡村寧次的府邸行竊，偷走巨額財物，令日軍特高課（日軍高級特務組織）和北平警察局束手無策。1946年，段云鵬被北平警察局抓獲。國民黨軍統局華北辦事處北平直屬組組長江洪濤見他身手不凡，將其吸收進軍統，還破格升為少校。他從此開始了軍統特務生涯，主要從事暗殺、破壞等活動。新中國成立后，段云鵬逃往臺灣，后作為國民黨保密局派遣到大陸的頭號特務殺手，先后三次潛入大陸，網羅社會上的殘渣余孽，組成“華北行動組”，刺探情報，策劃暗殺中共高級干部。1954年9月，他第四次潛入大陸，陰謀刺殺毛XX，在廣州被誘捕。“文革”時期，經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批準，時年65歲的段云鵬以“反革命罪”被槍決。山東“燕子李三”惡貫滿盈2008年10月，在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60周年的慶祝活動中，首次展出了一份59年前“燕子李三”的判決書，使得此人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山東的“燕子李三”原名李圣武，1920年出生于山東禹城李家莊，因在兄弟中排行老三，自稱“燕子李三”。李圣武身高一米六五左右，身體粗壯結實，肌肉發達，濃眉闊嘴方臉。他小時候練過拳腳功夫，有一定的輕功基礎，長大后游手好閑，不務正業。李圣武年輕時做過幾樁令人稱快的事，曾搶劫偷竊過為富不仁的大戶，后來發展到燒殺搶奪、奸淫擄掠，無惡不作，連貧寒人家也不放過。李圣武曾潛入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府邸行竊，成為國民黨統治時期有名的“飛賊”。由于李圣武行蹤飄忽不定，又姓李，所以有人把他和享譽京津的神偷“燕子李三”聯系起來。而李圣武為了擴大自己在黑道上的影響，也就趁機把“燕子李三”李景華的事嫁接到自己身上，到處吹噓自己會飛檐走壁。山東省濟南市作家協會原主席、《當代小說》原副主編郭震，解放初在濟南市公安局刑警隊做過內勤，曾整理過李圣武的案件材料。據他回憶，李圣武在實際生活中是一個血債累累、殺人越貨的大盜。他隨身攜帶一把嶄新的加拿大手槍，槍身非常漂亮。手槍有兩個梭子，每個梭子可壓20發子彈，可以連發，殺傷力很強。再加上李圣武心狠手辣，彈跳能力超出常人，視搶劫殺人為兒戲，使不少人聞風喪膽。據當時濟南市公安局留用的舊警察張元光、沙延祥介紹，國民黨警察局刑警隊有一個姓劉的警官，因追捕李圣武和他結了仇，李圣武便在一個深夜殺了劉警官的全家，劉警官當晚在隊上值班才逃過一劫。此后，國民黨警察越發不敢追捕李圣武了。一次，國民黨警察局刑警隊接到命令，要他們到經二路原德國大使館舊址（現濟南市政府大院）捉拿李圣武。天黑后，刑警們準時到達。李圣武藏身的大院內雜草叢生，荒蕪不堪，刑警們膽戰心驚，不敢進去。他們左手拿著手電亂晃，右手用棍子抽打草叢，大聲喊道：“李圣武你快出來吧，你跑不了啦！”這明為抓捕，實則是給李圣武報信，讓他趕快逃跑。李圣武曾數次被國民黨警察抓獲，但每次都在晚上逃脫。民間因此傳說他會“縮骨功”，繩索和手銬腳鐐都束縛不住他。事實是因為他心狠手辣，很多國民黨警察都怕他，唯恐惹禍上身殃及全家，所以抓住了也不敢為難他。再加上李圣武每次被抓后，總能用金錢打通關系被釋放。國民黨警察為掩飾收受李圣武賄賂的丑行，也吹噓他會“飛檐走壁”、“縮骨功”，為李圣武屢屢逃脫尋找借口。有關李圣武是“燕子李三”的傳說在濟南城鬧得沸沸揚揚，使得不少人相信活躍在濟南城里的“燕子李三”，和前些年民間傳說中橫行平津的“燕子李三”是同一個人。江洋大盜被判死刑1948年9月24日，人民解放軍攻克濟南，并在軍管會下迅速成立了公安局，維護濟南市的城市治安。濟南解放后，一直在該市活動的李圣武并沒有離開。他自恃武功高強，依然我行我素，干著行竊搶劫的勾當，逍遙自在地過他的“飛賊”生活。國民黨特務機關為了破壞剛剛成立的人民政權，收買了一批在城內殘留的軍警特務及反動會道門人員、黑道人物，制造恐怖謠言，伺機進行各種顛覆破壞活動，李圣武也被收買。1948年12月16日夜晚，李圣武搶劫了濟南經三緯四路的慶豐金店，槍殺了金店經理的父親吳本一，隨后又在院西大街開槍打傷了一名辦案警員；緊接著，他又搶劫了估衣市街老鳳祥金店的金元寶，殺害了芙蓉街芙蓉巷的商人紀波亭。這一系列惡行給群眾帶來了極大的恐慌，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濟南公安機關將李圣武列為重點通緝對象，多次實施抓捕，但都讓他逃脫了。濟南大學的徐志剛教授，在濟南解放初期曾擔任濟南市公安局偵查員，參與過偵審“燕子李三”李圣武的案件，還親自和李圣武交過手。徐志剛教授曾在報刊上撰文，講述了自己險些抓獲李圣武的事。1949年1月6日，徐志剛與區政府工作組住在一起，接到群眾舉報，說有人看到李圣武在濟南舜井街的一個木匠鋪里。由于情勢緊急，徐志剛來不及向上級匯報，穿著便衣立即趕到了木匠鋪，只見李圣武正在跟木匠鋪老板喝酒。徐志剛開門見山地對李圣武說“我是區政府工作組的，有事要找你談談”，并暗中把口袋里的手槍頂上了火。“你干工作也不容易，大家交個朋友吧……”李圣武一邊說，一邊從口袋里掏出一沓鈔票遞給徐志剛。徐志剛大聲說：“共產黨不興這個，咱們還是到區工作組談吧！”李圣武見收買不成，就假裝答應去工作組一趟。李圣武走在前面，徐志剛則把手按在口袋里的手槍上，緊跟其后。當時正值嚴冬，濟南冰天雪地。兩人剛出門走下木匠鋪臺階，李圣武突然一個踉蹌朝下滾去，徐志剛以為他不小心滑倒了，剛要伸手去拉，卻見他緊貼著地面打著旋兒往南滾動。徐志剛連忙掏出手槍，不料李圣武已趁著打滾時從棉襖里掏出手槍，并開了一槍，子彈擦著徐志剛的頭皮飛了過去。槍聲一響，整條街上亂作一團，李圣武隨手拉過一名群眾擋在自己身前。為了不誤傷群眾，徐志剛不敢輕易開槍，李圣武趁機拐進一條小巷，翻墻逃走了。據郭震介紹，后經公安人員多方偵查獲悉，李圣武經常棲息在濟南市經二路緯二路郵局大樓樓頂，以及舜井街的姘婦家中。但李圣武十分機警，變化多端，難覓行蹤。一次，公安部門得到可靠情報，李圣武藏匿在其姘婦家中。當刑警隊員前往搜捕時，警覺的李圣武越墻逃竄。刑警張元光緊追不舍，并開槍射擊，不料子彈卡了殼。李圣武趁機順著電線桿翻墻上屋，從屋頂逃走了。由于李圣武案情重大，濟南市公安局局長凌云親自過問，并要求工作人員每天寫案件進展情況，報送濟南市委、市政府和山東省公安廳。公安機關為了抓捕李圣武，除發動廣大群眾廣泛提供線索外，還向全國發出通緝令。1949年1月，為了逃避抓捕，李圣武潛逃至江蘇徐州、安徽蚌埠一帶。他雖然狡猾奸詐，但有一個致命弱點——貪圖女色好睡懶覺。同時，在潛逃藏匿過程中急需大量錢財，他又在徐州連續作案兩起。公安機關最終了解到李圣武躲藏在徐州歌妓張紅蘭的家里。1949年6月24日，濟南、徐州兩地公安機關密切配合，調集大量公安人員在張紅蘭家四周布下了天羅地網。外面布置便衣封鎖，里面由內線人員周旋，另一路民警則以查戶口的形式進入張紅蘭所住的院子里，故意一邊說說笑笑，一邊挨家挨戶核對戶口，以穩住李圣武。李當時正躺在張紅蘭的床上，隔著窗玻璃偷看，他認為民警是例行公事，沒有在意，繼續躺在床上裝睡。民警進入張紅蘭家后，仍然說說笑笑，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向躺在床上的李圣武。李圣武急忙伸手去掏枕頭下的手槍，卻被民警當場按住。此時，躲在院外的民警也涌進房內，將李圣武抓獲，從枕頭下搜出1支手槍和24發子彈。李圣武在徐州落網的消息傳到濟南后，凌云局長立即召集刑警隊隊長和有關人員，開會研究押解李圣武回來受審之事。為確保萬無一失，濟南市公安局專門派出公安部隊一個班，全副武裝去徐州執行押解李圣武的任務。審訊過程中，李圣武對自己所犯罪行供認不諱，并交代所謂的“縮骨功”不過是趁人熟睡之際用竹篾打開手銬而已，其他武藝也只是早年闖蕩東北時學的一些拳腳功夫罷了。1949年10月，李圣武被濟南市人民法院判處死刑。1949年10月27日，29歲的慣犯李圣武在濟南市十二馬路北卡子外被執行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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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閥與五四軍閥軍閥與五四張鳴、陳丹青、梁文道、吳思按：近日，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費時五年的新作《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這部作品打撈了以往被有意或無意忽略的五四史實，提出了審視北洋時代的新視角。4月28日，廣師大北京貝貝特在單向街舉行新書沙龍，除主角張鳴外，還邀請了陳丹青、梁文道、吳思。此次活動，從晚7點到10點，現場聚滿讀者，有不少讀者中午就趕過來，只為到時有個座位可以零距離聽講、交流。四個男人一臺戲，與讀者的交流互動圍繞“五四與軍閥”及延伸話題，其中諸多問題值得我們深思。以下為節選。梁文道吳思吆喝，張鳴糾結回望五四，其中“德先生”與“賽先生”最為熟悉和響亮，“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在今天的大陸，它被當成一場反帝愛國運動，那么，真實的五四到底是怎樣的呢？梁文道回憶，在他小時候的臺灣，把它說成新青年運動，也有人說是一場文化運動、思想運動，里面有各種各樣諸如“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口號，總而言之，“除了講愛國這一面之外，平常講五四我們就會把它當成是一個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上的一個脈絡來看。”而關于那段時期的政治局面到底發生了什么事，可以在很多談民主史或者中國現代政治史的書上也找得到，很少想到要把政治人物和運動聯系起來。現任《炎黃春秋》主編吳思，談到自己五四方面零零碎碎的文章看得很多，但沒有像張鳴這么系統地梳理，認為張鳴確如其在序言中所說的“撈到大魚了”。“以前我們正宗地談五四，很像是我們的表演，打扮得特漂亮，花架子。而真實的那個人不出現，五四再怎么漂亮你也覺得是體操，鍛煉身體的一種方式，不是歷史的或者事物的真實展開。它究竟是什么意思，那個動作背后是什么？不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張鳴這本書把五四復原成歷史的原汁原味、重要的互動圖景，“整個這一池魚就活了，里面有烏龜王八了，去追魚吃，這就熱鬧起來了。”在調侃張鳴“愛寫時事評論，跟我們搶飯碗”后，梁文道繼續賣力吆喝，說在一起吃飯的時候，還說張鳴寫史的方法像唐德剛，“那個方法是用一些雜文、散文的筆錄來寫歷史，而不是一個我們心目中很正兒八經的學術論文集。當然他的注釋、參考書目這種規范完全講究，有理有據。但是他的寫法風格、文筆是一個很恣肆汪洋的、帶評夾敘的文集，非常好非常好。”老實厚道的張鳴也“害羞”起來，說在座的讀者千萬不要聽梁文道，被一忽悠就買了。談到寫這本書的初衷和經歷，張鳴說自己有很多糾結之處，“我寫這本書確實不容易，在中國其實做點學問挺不容易的，尤其你想做點跟人不一樣的學問有很多難度，資料也不好找，又沒有什么助手，自己什么都要做，有時候一個史料好幾天甚至幾個月都弄不下來。”作品雖然出來了，但還是有諸多不滿意和遺憾之處，“但是也只能這樣，丑媳婦難免見公婆。”張鳴：應該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分開五四之前的新文化運動，宣揚人權，追求個人自由與解放，怎么從家庭中跑出來，怎么逃婚，怎么抗拒父母的嚴命，像魯迅先《子君》里講的，他們在走，他們在學“玩偶世家的娜拉”，英雄主義很流行。但是到了五四運動的時候，“他們的個人自由不見了，每個人都把自己跟自己的民族放在一起，而且為了所謂“愛國”就可以無限制地限制個人的自由。凡是不抵制日貨的，他們就視為漢奸；凡是賣日貨的，那更是大漢奸，把他們抓起來，捆起來，戴著高帽子游街。”對此，張鳴認為應該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區分開來。那么，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之間有沒有內在的聯系呢？如果沒有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會不會發生呢？張鳴認為，只要當時人們認為國要完了，中國到了危險時刻，學生自會上來。個性與自由在五四運動被輕易瓦解，對此，張鳴反思：像這樣的問題可能在今天還是會有的。我們到底在這樣的時候，要不要堅持個人自由，要不要維護個人的權利？維護個人權利跟民族、國家多少有什么關系？我想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比如反過來說，可能任何國家都會暫時的放棄個人自由。其實有的時候沒有這回事，是提前渲染出來的，但是有時候我們還會這樣。而且不僅僅自己放棄自由，還會去侵犯別人的權利，以愛國的名義去侵犯。我覺得好多歷史都在重演，最后的工作不解決的話，如果我們連自己都不愛，我們怎么愛國？我們很難想象不愛自己生命、不愛別人生命、空泛地愛一個抽象的國家。這樣的愛國主義是很可怕的。吳思：火燒趙家樓中的“賣國賊”巴黎和會，國人寄予重望，但沒想到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在和會上，把山東拱手讓給日本，國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1919年5月4日，在跟外國人請愿沒有找到主兒，又受了東交民巷的外國兵一肚子氣，恰好，一些激進分子事先有準備，去往趙家樓曹宅。找不到曹汝霖，抓住章宗祥一頓痛打，甚至用旗桿鐵棍打他的腦袋，后經診斷，全身各處挫傷兼腦震蕩。當時身為北大講師的梁漱溟發文表示異議：“在道理上講，打傷人是現行犯，是無可諱的。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學生被捕，章宗祥躺在床上動不了，托他的夫人保學生出來。張鳴認為，曹汝霖、章宗詳、陸宗輿背上了賣國賊的惡勢，在當時的情景下，實在是逃無可逃。作為職業技術官僚，他們三人大體還是安分守己的。不僅安分守己，后來還有很多很好的表現。抗戰時期，他們三人雖然都留在淪陷區，但都沒出來擔任偽職。按照曹汝霖自己的說法，我親日，但是不賣國，真是到了大是大非的時候，他就是不跟日本人合作。曹汝霖還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做了一些好事，幫人擋了好些事。有人被捕，找到他，也能撈出來。“這幾個人很清廉，不貪污。這已經不容易了，不貪污就是清官，很難得。”“這三個人無論人品還是操守，還是各方面，這是一個歷史的悲劇，并不是主觀的賣國賊，也不是客觀的賣國賊，在當時的情景之下還盡他們所能為中國爭取了一點東西。”吳思說道。梁文道：為什么軍警不愿意或不敢對學生動手？對于學生被捕，張鳴指出，不是因為“愛國游行”，而是放火打人。學生的被捕，激起全國的連鎖反應。有學生甚至有意鬧得激烈些，希望軍警逮捕或嚴懲自己，以把事情鬧大，引起關注。但軍警及其手下，不愿意或不敢對學生動手，為什么？梁文道在讀了張鳴的書后，講述了他認為比較重要的幾點：第一，強烈的集體愛國主義和民族情緒。如果學生打著這個旗號出來，你誰敢對他動手呢？第二，對學生動手本身是很反動的，當時包括軍閥，尤其北洋集團里面并不乏新式教育的人，哪怕是段祺瑞，他腦子里面想的都是議會、代議政治，有議閣、民選，絕對要好過過去的君主統治。這種相信民主，相信進步，是當時主流的意識形態，是整個國家共有的一種意識形態，因此大家都相信這套的時候，如果有人對學生動手，對民主力量動手，對愛國力量動手的話，那么你就完蛋了，等于你自決于人民了。概而言之，當時北洋政府不敢對學生動粗，“礙于體制，也礙于學生運動中高調的愛國主義，加上中國人對于學生鬧事的優容傳統。”吳佩孚、胡景冀等軍閥，不但未逮捕學生，相反，對學生運動抱有好感乃至聲援。對此，張鳴評價道：這些軍閥“還是相當具有愛國心和正義感的，在平時，他們的軍隊紀律就比較好，而且沒有多少劣跡。”“他們個人的思想基礎是傳統的，但在民族主義方面，卻很容易跟五四青年走到一起，尤其是在跟皖系發生利益的激烈沖突之際，對‘賣國政府’的義憤，很容易使兩種性質的民族主義，在愛國的旗幟下匯成一條河流。”集體遺忘與記憶守護互動環節，踴躍交流。最令人感動的是一個76歲的教歷史的老先生，至情至性，敢于反思自己的人生，對后輩的愛護令人動容，“陳先生是韓寒的朋友，我希望你愛護他，我希望你像過去北大校長一樣，當這個孩子出了事的時候，你能豁出來去救他。”有讀者問及，在集體遺忘的年代，我們真正能夠介入歷史嗎？我們守得住歷史嗎？我們這一代人的下一代，捧著歷史課本走進學堂的時候，能拿到真正的歷史教科書嗎？陳丹青：太好的一個問題。有你在這里提問題我就很高興。當然不可能所有年輕人都知道、都在乎，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的青年，就是跟諸位一樣，就是在十八九在到二十四五歲之間。為了國難，為了民族，是一群像現在諸位年齡的男孩、女孩在天安門上聲嘶力竭之類的。我不知道怎么看這個問題，至于說到我們能不能找到真的歷史，大家其實都在忘記。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中國可能就靠這個才能混到今天。中國是一個承受力特別強的國家，這承受力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該記住的記住，該忘掉的趕緊忘掉，趕緊往前走。所以我們可能永遠不會像波蘭人、像東歐人、像德國人那樣對待記憶。我不想一竿子說清楚像西歐那樣好還是像中國那樣好。我只是想知道為了遺忘我們要付出多少代價，這個代價是很真實的，包括很多很年輕的生命在馬路上被打死了。這個代價可能還會有。但是沒關系，中國永遠會混下去，只要活著永遠會混下去。我們跟西方人不一樣的。我永遠不相信中國有一天會像西方人那樣那么重視記憶，總是追問到底怎么回事。我想不會的，中國人有自己的一套辦法。但是決定于你屬于中國人里的哪一種人。讀者：對于不愿記憶的民眾而言，沖著他們吶喊就能讓他們獨立思考了嗎？怎么讓更多的人在乎？張鳴：我教了一輩子書，有時候發現你要想改變一個觀念，跟既有的觀念太難了，比如有時候我教一學期，其實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西周以后就不是了，我說不要冒用這個概念，但是一學期講下來，我反復強調，畢業答間的時候還是漫長的封建社會。你們討厭政治課，討厭教科書，你們就真的不受毒害了嗎？其實你們已經成為三聚氰氨的一部分，祛除的話很難，但是怎么辦？我是不斷上網的人，我經常會面對一些非常麻木、非常弱智、非常不講道理的一些人，我也會想干嗎跟他們講1+1=2的事情，我很奇怪。我來之前還在微博上跟人辯論抗戰時共產黨參加的戰役數量問題，我還是這么說，怎么辦？沒辦法。主流意識形態中有拿轟炸機、電子儀器機對你，能否自救這個問題比較有難度。但是不做怎么辦？現在包括“毛左”或者“毛憤”，實際他們權利意識還是在覺醒，有權利有覺醒就好辦，還有點希望。我希望在座的人不要這樣，哪怕你不做歷史，你也不做文學，你可能會做學者，但是一定要做一個聰明的人，你千萬不要做傻子，老是被人騙，而且是被技術含量特別低的謊言欺騙。如果你甘愿被人欺騙的話，這個人生就沒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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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XX曾向孫中山“討”薪毛XX,中山,曾向孫毛XX曾向孫中山“討”薪文章提交者：趙芹我是長江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兩岸關系》第7期報道，近日，在孫中山先生奉安南京中山陵80周年之際，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和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聯合舉辦了“永恒的豐碑——紀念孫中山先生文物文獻展”，不少文獻都是首次公展。在一份國民黨上海執行部1924年3月的月薪登記冊中，赫然記載著毛XX當年每月的薪資為120元大洋。據史料記載：1924年國共合作期間，國民黨在上海環龍路44號（今南昌路180號）租了兩幢房子，建立了上海執行部，主要負責對國民黨的改組工作。中國國民黨黨史館館長邵明煌披露了—個毛XX“討”薪水的故事：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毛XX曾擔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組織部秘書，120元大洋在當時已經是很大的數目了，那時一般大學教授只有50元，只有像北大名教授李大釗那樣的可達到180元。當時孫中山為了網羅這些知識精英，所以給了他們很好的黨工待遇。在上海執行部里，共產黨員的薪水是最多的。但是，由于當年黨務經費不足，3個月后上海執行部的薪水就開始入不敷出。1924年11月，孫中山從廣州北上途經上海時，毛XX就出面向孫總理陳情已被拖欠了3個月工資，催促將積欠的薪水能發給同仁。后因孫中山匆匆北上，未來得及妥善處理此事，欠薪狀況一直延續到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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