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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四川大饑荒中的人吃人四川,饑荒1936年，四川大饑荒中的人吃人稗官野史2009-11-1612:54閱讀3097評論55字號：大大中中小小文/鄭光路大災震驚國內外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久旱不雨，災情已蔓延全四川。一隊金發碧眼的“國際社”記者，正行進在巴蜀大地上采訪災情。田野龜裂千里荒涼，餓殍遍野令人心驚……外國記者們坐在顛簸的車上，看著國民黨《中央日報》對劍門關內饑荒的現場報道：“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險峻，土色赤紅，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覺不勝荒涼遼闊。沿途諸山高峰聳處，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一片凄涼，至此始知已入重災區矣……計全縣無一處不受旱災，以樹皮草根白善泥作食者約18萬人，餓死者約1000人……民食恐慌，已達極點……倘非親歷災區者，將不信四川夙稱天府之國，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與閻羅鬼國相似矣！”曠野里，幼小兒童提著大竹簍，不顧危險爬上枯樹摘葉充饑，而樹葉幾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餓死荒野，無人殮尸。在川北重鎮遂寧縣，成千上萬災民流落到縣城覓食。饑民多半是老弱婦孺，衣衫襤褸。孩子們多赤裸全身，骨瘦如柴，手上還拿著一枝賴以吊命的樹葉……事實上，那場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非這篇報道所能反映！從1930年后到1937年，是四川近代史上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災、水災、雹災、蟲災、匪災、兵災不斷。加上軍閥割據，連年混戰，苛捐雜稅多如牛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更為恐慌的1936年春夏到了，各路告急文書雪片般飛到省政府：久旱不雨、田土龜裂，十室九空、餓殍載道，糧盡食絕、盜食死尸。省民政廳長甘績鏞和“賑委會”官員，慌慌張張把災情公報向省主席劉湘報告：“川省共有148縣、3屯、1設治局，現受災者有125縣、3屯、1局。除成都盆地各縣外，都是災區，受災大約3700萬人以上！”劉湘愁眉苦臉地問：“究竟餓死了多少人？”甘績鏞小心翼翼地回答：“很難精確統計。但國民政府參政員黃炎培先生來川視察災情，路過簡陽縣，看到餓殍遍地，驚訝之余說，簡陽是‘新生活’的示范縣，何以街間遍是倒斃之饑民，至于無人收尸！”甘績鏞又拿出幾張報紙，對劉湘說：“1936年4月23日重慶《新蜀報》上面《宣漢通訊》說：‘本縣餓殍遍野。據前20日中統計，每場饑餓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復漸次增加，每場日達20人左右。’同日《綏定通訊》上說：‘現在萬源人口驟減三分之一……萬源城中，亦僅稀稀千余人而已。如旅行長途，整日難見炊煙，沿途倒斃饑民幾無地無之。’該報5月2日《南江通訊》中也說：‘總計城鄉餓死者，每日達千余人……2月1日迄今，該縣餓死的饑民不下8萬余人。’”劉湘驚駭地問：“餓死了這么多人嗦？”甘績鏞嘆了口氣：“那還不算兇的。川北南江縣（現為旺蒼縣）是重災區，報該縣僅黃洋鄉160戶587人，就餓死71人。那里田地龜裂，溝渠干涸，所種玉米，遠望一片枯黃，可點火燒！溪邊、道旁、橋下，舉目都可見餓殍死尸！”劉湘瞪大眼睛，有些發呆了。他沉默良久，兩手捧頭輕聲問道：“那、那現在災民吃啥子吊命喃？”甘績鏞回答：“據各州縣急報，饑民最初以草根樹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樹、枇杷樹、棕櫚樹等等，凡吞得下喉嚨的樹皮，早被剝得一干二凈，還有苧麻根、黃花根、菟絲子、野百合、老虎姜、黃姜子、毛洋芋、土茯苓、蘭草根、豬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處挖得像爛蜂窩，光禿禿的幾乎都挖斷種！災民隨挖隨吃，活像餓慌的野兔子。有一天，南江縣青龍鄉王子珍鍋廠的災民區餓死了48個人。當時本街熊大湖運回兩缸燒酒，缸底破裂，酒流滿地。棲息王家鍋廠的饑民大吼一聲：‘酒倒地了啊！’蜂擁而來搶吃，躺在地下連泥帶酒喝得一干二凈。氣息奄奄的饑民喝后，醉死在地，橫著豎著擺了一大壩！”劉湘閉著眼，聽甘績鏞繼續匯報：“草根樹皮都沒有了，饑民只好吞食俗名叫觀音土的白善泥。涪陵縣第三區因挖取白善泥致將北巖華廠坡山腳挖空，山石崩坍，壓死饑民50余人。榮昌、岳池等縣或因搶挖白善泥而發生械斗事件。各地均報，災民食白善泥后，因屙不出來，許多人腹脹而死！”甘績鏞又翻出一張公文，繼續說：“餓死路旁的饑民到處可見，有個叫石懋修的鄉人對縣長哭訴：‘3月初，父親和我去趕后壩場，20多華里的大路上，來往看到的死人有12個。我們去的時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饑民還在走，轉來時有的已倒在地上了。那些尸體的大腿、臀部上被割得血淋淋的。還在路上走的饑民，衣衫襤褸、骨瘦如柴，臉帶黑浸色，顴骨高聳，兩眼深凹，兩頰皮肉下垂，看一眼都令人膽戰心驚……’”省府秘書長鄧漢祥站在劉湘身旁，此時忍不住長嘆一聲：“這、這簡直是一幅活生生的《饑民圖》，難怪《中央日報》等報紙上，形容川省災區是‘閻羅國’了！”人吃人真況實錄1936年春夏到1937年夏一年多時間，四川各地頻頻傳來饑民吃人肉充饑的可怕消息。1936年5月4日《天津日報》載《成都通訊》說：“今年樹皮吃盡，草根也吃完，就吃到死人的身上。聽說死尸的肉每斤賣五百文，活人肉每斤賣一千二百文。‘省賑會’特派員王匡礎到六口場視察，在一肖姓的屋里發現女饑民張彭氏、何張氏等圍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婦女楊張氏因生活艱難，攜其六七歲及九歲的兩個女兒向他處逃荒。不料剛走不遠，該婦遂倒斃道旁，二女饑極，就在她娘身上嚙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饑。”萬源縣出現更可怕的殺活人及小孩充饑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慶快報》上《鄰水通訊》說：“近有桐木洞貧婦邱氏因迫于饑餓，將其3歲小女殺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同一天的《賑務旬刊》載：“涪陵饑民、豐都饑民，烹子充饑，殺食胞弟。蒼溪饑民、閬中饑民慘食子女，燒食小孩。”大饑荒已使人性泯滅、變態。南江縣木門文昌宮有個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母親和妹妹都被餓死。他餓得沒法，母親剛死，即將她的一對乳房割下煮在鐵罐里，被人發現，當即被群眾打罵了一頓。有人說：“他也不行了，饒他罷……”普濟魚池灣（今中江村）楊傳興全家5人，妻子和兒媳都已餓死，只剩下一個幾歲的孫女。一天晚上，楊傳興饑餓難熬，用刀把孫女砍死吃了肉。砍的時候，鄰居聽到那孫女直叫：“莫砍我，我長大給你揀柴呀！”一些人在大饑荒中喪失人性，已成野獸。鹿停溪有個康三春，女兒餓死后，就把她身上的肉割下來吃，說比野菜味道好。從此便到處找死人吃，后來竟發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路過時，他尋機將人打倒在地，然后勒死，把死人肉割下裝在缸里，將骨頭埋在窖中。有人聽他說：“小娃兒肉好吃不出門，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贏，老婆婆的肉吃起綿得很！”聯保處去抓他，他便逃往外地。南江縣木門場下街大橋巷還有個趁亂世賣死人肉掙昧心錢的孫光。他原本在本地賣牛肉，后來賣起了人肉。有人在聯保處告發，派團丁孫騫、譚正明去檢查。去時裝著買肉吃，先問：“是啥肉？”孫答：“牛肉加野豬肉。”團丁買肉后發現，的確是人肉，便將他擒獲，綁在石門枋上審問，孫對自己賣人肉的事供認不諱。張孝忠先生20世紀80年代末編修金川縣志搜集資料時，在百歲老人口述和塵封多年的民國檔案里，還接觸到1937年四川靖化縣（今金川縣）幾十例觸目驚心的案件：馬奈聯保的農民羅老四綁送王大妹姐弟倆到縣政府。縣長于竹君審問，王大妹供認：“我騙二妹說：‘二妹，我們來學咋個套獐子。你當獐子，我和弟娃套你。’二妹信以為真，于是我和弟娃用麻繩將二妹頸項套住，一人一頭扯住，用腳蹬緊，把她勒死后，我倆就把她的肉煮來吃了。隔了幾天，我和弟娃又把隔壁羅四爸家的4個娃娃哄到我家里來睡覺。夜深時，我倆用青岡棒把他們打死后，又煮來吃了。過了幾天，羅四爸回來后到我家里找娃娃，發現了人腦殼骨頭和衣服，就把我倆綁起送來了……”另一起案例是，觀音巖農民劉文元到縣里向于縣長哭訴：“我妻去年病故，遺下兩男一女。4天前因家中斷炊，我走了20里路來縣里買糧，耽擱了3天。回家后卻不見娃娃，到周家詢問，周云發說：‘3個娃娃在房后玩耍，我去叫他們來！’轉身到房后去了。我突然看見周家屋內有幾個籮筐里堆滿了人骨頭，我心想大事不好，娃娃肯定叫他殺來吃了！正驚疑間，見周云發手提斧頭直奔我而來。我見勢不妙，轉身就跑。”于縣長當即派縣保安隊長申時全帶3名士兵去抓周云發。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內籮筐里共有孩童頭骨41具，大人頭骨22具！可憐的政府賑災小小一個靖化縣，人吃人案接連不斷。1937年4月8日，靖化縣長于竹君寫信給四川省主席劉湘：“此間食人之風日盛，急盼賑災！”劉湘吩咐甘績鏞：“趕快賑災！”但賑災糧遲遲不到。本來對人吃人深惡痛絕的縣長于竹君，被一樁樁人吃人的案子弄得近于精神失常。他是學法律出身，后來竟然寫了一篇為吃人者辯護的文章，說食人者不犯殺人罪，應正名為正當防衛：“食人者不食人，則時刻有被人食之危險！”這篇引經據典的奇文還登在某學術文集之中。1937年9月5日，抗戰已全面爆發。四川省政府委派的查照員黃正中向省府報告：“十室九空，餓殍載道，尸骸滿谷。雖有回天之力，亦不能賑靖化縣災民于水火！”身為四川省主席的劉湘，對大災荒無計可施。他多次向國民政府請求賑災，卻毫無結果。1936年6月15日《西南評論》載：“蔣介石來川招待紳耆時，省賑委會主席尹仲錫將災區拍攝的人吃人的照片交蔣，蔣閱后放在袋內。”此后便沒有了下文。早已被內憂外患弄得焦頭爛額的蔣介石在廬山的牯嶺就說過：“水旱都要中央拿錢賑濟，試問中央以有限之財力，何能補助你們川人？”1937年4月，甘績鏞又捏著厚厚的文書、報紙，向劉湘匯報說：“1936年夏季到今年的旱災，已持續近一年之久。近90%的縣受到影響，以川北、川東災情最重。據《新民報》等報紙說：不甘坐以待斃的饑民，到處搶米奪食，成群結隊‘吃大戶’。潼南、銅梁、廣安等縣饑民，計有81萬之多，沿鄉挨戶乞討。無數饑民被逼迫為匪為盜。稍有錢糧的人戶日夜不安，常備刀槍棍棒防搶，豬、牛不敢出戶，人不敢夜走……旺蒼縣何家埡有戶人家中只有三斗包谷，結果糧食被搶走，三婆孫被殺死……”劉湘瞪大眼睛呆呆地聽著，一籌莫展。甘績鏞接著說：“《西南評論》上這篇《饑餓壓迫下的四川》，還登得有綿陽、劍閣等地出現‘教匪’……其實咧，都是逼慌了的饑民，他們拖兒帶女，喝了碗啥子草紙灰灰的‘符水’，高吼‘刀槍不入’，沖擊縣城、砸爛政府，同軍隊拼死拼活要搶糧，被開槍打死不少！”劉湘大驚失色，忙問：“是饑民造反？還是駐軍處理失宜？”甘績鏞苦笑一下說：“倉促急變，說得清楚啥子？遂寧縣蔣系人員強調中央政府的合法性，縣政府在城內豎立了一根旗桿，說‘懸掛國旗可在老百姓中培養愛國感情’。結果謠言紛起，當地老百姓說：‘旗桿’就是‘齊干’，才引起了大旱災。他們要求拔掉旗桿，王縣長拒絕了。老百姓就沖進縣府，搗毀了辦公室。警察開槍，許多人被捕或打死。你說這是饑民造反還是百姓愚昧？警察開槍又是不是處理失宜？”甘績鏞接著說：“還有大批難民擁入重慶，成千上萬的人餓死街頭。警察僅在今年2月和3月兩個月中，就埋葬了近4000名災民尸體。重慶專門修建了一個火葬場來燒死人……連外國人都在關注川省的大災情！”劉湘很少向下屬發火，這時也大為惱怒：“媽的，你們搞的啥子賑災喲？死了那么多人，叫我這個省主席，挨國內國外的人臭罵！對不起川中父老，叫老子臉面往哪里擱啊？”甘績鏞猶豫一陣，說道：“我們也沒辦法呀，無數次報中央求助，拖到今年，才撥下一點點。省政府為賑災，好不容易向銀行借了131萬元，又由民政廳籌款10萬元，共140余萬元。賑災人員出發前，省賑會主席尹仲老涕淚滿面，大哭著向發賑人員下跪，叮囑務將賑款發到災民手中……”劉湘急忙問：“賑災可有效果？”甘績鏞嘆了口氣：“區區賑款，如按災區120余縣平均分配，每縣僅1萬元；如按受災人口3000余萬人平均分配，每人僅能得4分錢！能起啥子作用嘛？”劉湘一愣，大罵起來：“媽喲，蔣介石要統一四川，四川遇到麻煩他又不管……統一他媽個鏟鏟！”各地紛紛“拜神祈雨”為了求雨減災，劉湘親自到重慶請江湖術士“劉神仙”（劉從云）幫忙：“蜀中大旱，懇我師廣施大法以求甘露，以救百姓！”“劉神仙”說：“請將軍于朝天門內搭二丈高臺，再派生肖屬龍蛇之兵丁，我自有法。”“劉神仙”選定時日，身著道袍、披發仗劍裝神弄鬼。按“劉神仙”之令，36兵丁按地煞之數、取北方壬癸水之義，手執畫戟、幡旗，香煙繚繞中，“劉神仙”踏罡步斗，口中呢喃有詞。然而卻滴雨求見。重慶《商務日報》1937年5月1日報道：“成都紳耆善士聯合組織辦祈雨法筵，于北門石馬巷玉參慈善會內，由二仙庵退隱老方丈王伏陽法師主壇，并由省賑會主席尹仲錫手撰祈雨疏文……”宜賓專員冷寅東見許多人吃白善泥充饑，就請某大學鑒定。上海某科學家回信稱：白善泥含有人體所需要的礦物質，吃百斤可獲熱能三百卡云云。冷寅東興奮地上報劉湘。劉湘批示省政府轉發到全省各市縣。災民吃了排不出大便，腹脹如鼓，匍匐呻吟，痛得喊爹喊娘，死者不計其數。有人還編了一段順口溜：“吃了神仙面，脹得光叫喚。屙又屙不出，只有上西天！”四川大學某教授搜尋典籍，從漢代董仲舒《春秋繁露》書中發現一個“解旱古方”獻給劉湘。劉湘便明令各地對民間祈雨活動一律保護。各路神仙妖人也紛紛出頭，怪聞不絕。明眼人都知道，這類活動，對改變四川的災荒情形是不可能起任何作用的。“天府之國”為何滿目瘡痍，幾成人間地獄？當時有識者就評論說：民國后四川軍閥之間470多場混戰和橫征暴斂，是根本原因。“果無軍閥防區制之毒害，則雖有天災，亦能預為應付，而無吞泥粉、嚼草根、嚙樹皮、人食人之慘相。是故今日四川之一切災象，統謂之不良政治之總暴露，亦無不可！”這場大饑荒從1936年熬到1937年，下了幾場雨后才逐步緩解。（責編　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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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成都市長軼事成都市長,民國,軼事,時期民國時期成都市長軼事人物志2009-12-3016:28閱讀5評論0字號：大大中中小小文\王大煒辛亥革命之后，作為四川省會的成都市政公所（其首腦為督辦）已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遂效法省外各大城市改設市政府。當時，國民政府有規定，一個城市的常住人口須在30萬人以上才能設置市政府。1926年，成都人口的總數已達到31萬，符合設市政府的要求了。當時，實際行使管理成都市政職責的是駐省會的國民革命軍二十八軍。1928年，由國民革命軍二十八軍將市政公所改組成市政府，并擬具了成都市政府組織章程，呈請四川省政府轉呈國民政府內政部備案。1928年9月1日，國民革命軍二十八軍師長黃隱就任成都市第一任市長。從1928年至1949年的21年間，中國一直處在內憂外患之中，先后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國共兩次合作。在四川和成都，還經歷了一系列軍閥混戰、阻擊紅軍北上、川軍出川抗戰、迎接成都解放等重大事件。這些事件都程度不同地影響了成都的政局，以至在21年時間里，市長們走馬燈似的變換著，先后出現了14任市長，平均每任剛好“一年半載”，最長的任期4年多一點，最短的不足兩月，反映了那個時期動蕩不安的政局。21年里，這些市長們在成都既留下了深深的歷史足印，也留下他們個人的身影，現將部分市長的軼聞簡述于后。“協進”，四川的陜北公學吳景伯名有鄰，是成都第三任市長。他1892年5月27日生于四川雙流，清末入四川陸軍小學，后升入西安陸軍中學，曾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民國建立，到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學習，畢業返川，先后在川軍第三師、第五師中任排、連、營長，后轉到川軍第九師劉文輝部任參謀長兼團長，對劉部的發展壯大頗有影響，深得劉的信任倚重。1925年，劉文輝任幫辦四川軍務，率部由宜賓進駐成都，吳升任混成旅長。劉任二十四軍軍長后，吳改任軍部中將參議。1933年5月，由劉委任他為成都市長。不久，軍閥混戰，劉敗退西康，吳任職不足兩月便卸任，后由四川善后督辦劉湘聘為中將參贊。1938年任省政府委員；1940年兼任四川省禁煙督戰處處長；1947年改兼財政廳長。1948年王陵基主川時卸職，直到解放。吳景伯為人正直清廉，好讀書，思想進步，在解放前幾十年的軍政生涯中，對民主進步事業多有貢獻。他在大革命處于低潮、白色恐怖猖獗之際，與幾位傾向進步的好友創辦私立協進中學一事，就可見一斑。1930年，吳景伯聯合第二十八混成旅旅長陳離、二十四軍師長張清平、旅長余中英等在成都市西勝街原省立第一中學舊址創辦私立協進中學，由陳離任校董事長，張清平、余中英等任董事，吳景伯任董事兼首任校長。吳景伯等人憑借他們在川軍中的地位和影響，把該校辦得與眾不同，目的是希望造就一批治國之才。他先后聘任了許多有識之士為教師，并容納和掩護共產黨在校內設立支部，吸收黨員，開展活動。其后吳景伯將校長一職交由進步人士谷醒華擔任，繼續在校內進行抗日救亡等宣傳活動。學校所用教材，多由進步老師自編自印，而不用當局規定的課本。抗戰期間，協進中學被譽為“四川的陜北公學”，成為四川培養革命力量和進步青年的大本營。從協進中學出來的許多師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不少到延安進入抗大、陜北公學、魯藝，繼續從事革命工作，如共產黨員、民盟盟員、十二橋烈士曾鳴飛，文學大師沙汀、文百川，著名學者袁珂，曾任該校校長、解放后長期擔任重慶市政協副主席的蕭華清等。解放后，吳景伯先后擔任成都市人民代表、市政協委員、省政協委員、省參事室副主任、民革四川省委副秘書長、民革中央委員。“反右”時被劃為“右派”，1958年9月28日病逝于成都。市長之死楊全宇是成都第八任市長，四川西充人，先考入北京大學，兩年后去國外深造，畢業于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曾任國民黨立法委員，1935年2月任四川省教育廳長，1938年8月任成都市長。他與當時的四川省主席王纘緒是同鄉，在治理市政方面獲得省府諸多支持，頗有建樹。1940年夏秋之間，正是抗日戰爭緊急關頭，前方節節失利，后方累受日機轟炸，物價飛漲，法幣貶值。此時，米源失調，權勢門閥大戶囤積居奇，奸商操縱糧價，以致發生搶米事件，人心惶惶，局勢嚴峻。在一場持續半年之久的米荒風潮中，老百姓吃盡苦頭，而省市政府之間卻相互推諉責任。當時成都市長楊全宇在一次省府會議上，與成都行轅主任、四川省政府秘書長賀國光發生正面沖突，憤而離席。由此，楊全宇便招來殺身之禍。成都市發生米荒及搶米事件，遭到輿論譴責。當時署名“小鐵錐”者在《新新新聞》報上寫道：“市民為了購兩升米，要跑，要站，要擠，才把‘米條子’得到手中，忙了半天，‘平價米售畢’牌子一掛，不禁飲泣吞氣，失望而去，真是毒蛇！”楊全宇為民眾食米問題，頂撞上司，使賀國光下不了臺，遂懷恨在心，必欲報復。賀國光為了尋找楊全宇的紕漏，支持中統特務陳仕淦（又名陳仕敢）利用與楊是中學同學、好友的關系，借故住進桂王橋西街楊宅，暗中對楊監視，以圖獲取“秘密”。時逢楊的另一北大同學余維一（曾任國民黨中央通訊社主任）在重慶籌辦航運輪船公司，曾向楊借錢買船，楊從市府存在銀行的公款中挪借了五萬元給他。后余維一還這筆借款時先函告楊，楊囑他就近交重慶大川銀行轉匯（楊是該行董事長）。該行一經理收到余的還款后，恐法幣貶值，就自作主張，在宜賓為楊購存小麥200石，以圖保值，并將經過函告楊。不料此信寄到楊全宇家中，即被陳仕淦竊閱，直轉賀國光處。賀國光如獲至寶，即作罪證，并向老蔣密告。蔣介石于1940年9月2日電楊去重慶。楊全宇對這一切，全然不知，毫無察覺。9月4日，楊全宇飛渝，市長一職由秘書長劉正華代行。劉正華是楊重慶聯中和北大同學，曾任中央通訊社總干事兼編輯部主任，南京《新民報》創刊人之一。楊下榻重慶陜西街大川銀行，當晚即被逮捕。大川銀行總經理熊覺夢（王纘緒女婿）得知楊被蔣批交軍法總監部審訊，即以王纘緒的關系，求見軍法總監何成濬，以圖營救。從成都聞訊趕來的劉正華和余維一等均焦急地等待著。兩天后，何成濬告訴熊覺夢，楊全宇的罪名是：“現任官吏囤積糧食”，并說他了解楊案內情，對楊在成都結怨受屈，深表同情，初判有期徒刑5年，老蔣說輕了；改判10年，仍說輕了；判15年仍不饒，于是由蔣親手改判為“死刑”，立即執行。事后熊覺夢聽何成濬說，宣判時軍法官問楊，有沒有什么話要留給家里。楊平靜地說，他妻子快要臨產了，要了一張紙寫個字條。此條何即交熊帶回，字條上只寫有：“給即將出生的嬰兒取名賢生。”“賢生”者，其妻理解為“遇賢者而后得生”。夫人王毅健于兩月后生下“賢生”。人世滄桑，后來楊賢生成為國家優秀醫務工作者。書畫家市長余中英是成都第九任市長，原名余烈，字興公，四川郫縣人，1898年生。清末考入四川陸軍小學，未及畢業，民國成立，轉入四川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后，在川軍中任職，直至團長。抗戰初期，隨劉湘率川軍出征，后任川康綏靖公署副參謀長。1940年任成都市長，任職期間，他請著名雕塑家劉開渠重塑原春熙路孫中山先生銅像和屹立在東門城門洞象征川軍抗日將士的無名英雄像，辦起了本市第一家公立醫院，創立了本市第一所市立中學和多所中心國民學校。在他的倡議和支持下，開辦了由牛市口至茶店子一線的私營公共汽車，修建了自來水廠等，對市政建設頗有建樹。后因“市中”學潮事件，余中英處置不當，受到社會各界譴責，遂與警察局長方超一同引咎辭職。1949年夏，參加過黃花崗起義的老同盟會員、曾任四川督軍的熊克武領導的川康渝民眾自衛委員會經西南軍政長官張群批準成立，余中英任常委。后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指控該會有反蔣投共嫌疑，報請行政院長閻錫山電令撤銷。該會遂轉入地下，繼續從事策反起義，迎接解放工作。1961年，余中英被安排為四川省文史館館員，繼又特邀為省政協委員。1983年10月21日病逝，享年85歲。余中英善書法，為趙熙弟子。他出任成都市長后，市內商招多為其題寫。解放后，他被選為四川書法協會副理事長，無論寒暑閑忙，他每日必讀帖練字。晚年尤愛張草，每用廢報紙臨摹，運筆如飛，引以為樂。他平時練寫之作，亦整齊裝訂，為熟人爭索珍藏。先后向他拜師學書者數十人，皆得他悉心教授，兼作范書。有的則捉腕教習，孜孜不倦。四川美術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民國時期名人書法》均收錄了他的作品，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逝世后，省文史館和郫縣文化館曾先后展出他的遺作，郫縣文化館還刊印他的墨寶傳世。另外，他還精于繪畫，早年曾在北平向齊白石老人拜門學畫。他所畫的墨竹、梅花、小蟲均可稱為上品。他在書畫上的藝術成就，已遠遠超過他當年軍政職務之名聲。“桃紅色將軍”市長陳離是第十任成都市長，字靜珊，四川安岳人，早年畢業于四川陸軍軍官學堂。北伐時任二十八軍第二混成旅旅長；抗戰時期與名將王銘章一起浴血抗日。王銘章將軍犧牲后，陳離身負重傷，住武漢協和醫院。董必武、葉劍英曾到醫院探望，周恩來路過漢口時也到醫院探望陳離，使他深受感動。陳離駐山西洪洞縣時，曾與朱德總司令多有往來，也認識李先念司令員，并暗中支援槍支彈藥給李部以抗擊日寇。他接觸中共領導人后，深受啟發教育，為他后來傾向革命、獻身民主奠定了基礎。1944年12月，陳離被任命為成都市長。1945年12月昆明學生因反內戰遭當局血腥鎮壓消息傳出，全國震驚，紛紛譴責。12月9日上午10時，成都市各大中學學生聯合在華西壩集會，聲援昆明學生，抗議當局的暴行。此舉引起特務注意，并準備鎮壓。眼看即將發生流血事件，身為市長的陳離立即打電話向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請示制止，說前市長余中英因“市中”事件剛剛丟官不久，我剛接事，又撞上了，這次可不是一個“市中”，而是7個大學（即川大、金大、燕大、華大、齊大、金女大、中大醫學院）和一些中學，還有文幼章、夏仁德等洋教授參加。如果開槍傷了洋人，可不是鬧著玩的。我看他們不過開開會，發泄一通而已。只要我們派人控制住現場，保險不會把事情鬧到不可收拾，何必大動干戈。鄧錫侯當然明白陳離的根本用心，便就勢追問陳離一句，你有把握嗎？陳說如果出了大事，唯我是問。鄧又說，中統軍統的人要蠻干又咋個辦？陳說，主任可以問他們，誰敢保證洋人的安全。其實中統軍統的頭頭也不敢擔保。最后鄧同意陳的意見，只派了一些憲兵、警察“監視”學生行動，遂沒有發生流血事件。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除向四川征糧外，還預借一年糧谷。預征時，官方宣布1946年還本付息，但到期還谷時，省政府卻背信棄義，又提出中央還谷移作建設之用。消息傳出，全川糧民憤慨！在蓉民主人士邱翥雙、陶凱、陳夢云、劉善征、余沛華等組成“成都市糧民索谷團”向省府請愿，要求還糧于民，并發表告全川糧民書，各縣紛紛響應，也成立索谷團，并派出代表向省政府請愿。省府借口必須經省府委員會決定再作處理，要代表們回去等候。對于這種拖賴欺騙的手段，邱翥雙等找到市長陳離，說省府不理咋個辦？陳離不溫不火地說：你不曉得“越級上告”。一句話點醒了邱翥雙，當即推舉劉光美、況鴻翔、陳夢云為代表赴重慶向國民黨中央請愿。行政院唯恐事態擴大，立即電告四川省主席張群，希妥善處理。張群接電后立即調查索谷團的背景及幕后人。當時邱翥雙傾向進步是出了名的，常有特務跟蹤。邱與陳離接觸，自然被特務盡收眼底。張群得知后大為震怒，立即召見陳離，責問為啥不管索谷團，與索谷團有啥關系。陳離假裝糊涂，一問三不知。張群又追問到重慶請愿是誰的主意？陳離仍推說一概不知。張群怒斥道，你這個市長是咋個當的？陳便稱自己實在無能。張群說，既然無能，那就辭職吧！還沒有等陳離呈書辭職，張群就派陳炳光接任成都市長，罷了陳離的官。陳離一生曾四次罷官，都因與共產黨接觸有關，故有“桃紅色將軍”的外號，但每次都受到鄧錫侯的保護。他1949年底參與彭縣起義，促成成都和平解放。解放后歷任西南水利部副部長、湖北省副省長、國家林業部副部長等職。臨危受命當市長民國時期成都最后一任市長叫冷薰南，字寅東，四川大邑人。先后入陸軍小學、西安陸軍中學、保定軍官學校。1913年起，在川軍中歷任排、連、營、團長，1919年升師長。20世紀30年代，他多次掩護中共四川軍委書記車耀先，并受車的影響，思想傾向進步。1943年，曾任宜賓專員達8年之久的冷薰南，雖治理地方頗有建樹，但他目睹國民黨不得人心，排除異己，兼之中央軍在宜賓的補訓處軍紀敗壞，騷擾百姓，專署無權節制，氣憤不已，遂辭去專員之職，回到成都，住在西玉龍街小福建營，常與張志和、吳景伯、李鐵夫、余中英、鄧漢祥、藍堯衢等人往來，被視為社會名流。1949年，王陵基出任四川省主席時，國民黨已呈全面崩潰之勢，人心向往解放。這年4月，原市長喬誠因時局維艱，要求辭職。喬誠辭職后市長一職缺位，誰來繼任成了難題。因為大家都看到當時局勢，誰也不愿出來收拾這副爛攤子。有的人雖也想過把“市長”癮，但資歷不夠。王陵基想安置他的心腹，又怕引起劉文輝、鄧錫侯的不滿。為緩和彼此間矛盾，王陵基決定市長一職由劉、鄧推薦。于是冷薰南成了最佳人選，一是他在軍政界聲望高，二是他與革命進步人士有關系。冷薰南最初也頗有顧慮，后經民盟張志和等人做工作，他才欣然受命。冷薰南接任市長后，表面應付國民黨，暗中卻按照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劉鄧首長向西南進軍的“廣播宣言”即《四項忠告》去做工作。為迎接成都解放，他盡力保存市政府檔案，保護成都這座歷史名城免遭破壞，保障人民生命財產不受損失，動員各界人士堅守崗位，為解放軍接收各個部門做好準備。成都市政府唯一擁有的武裝是成都市民眾自衛總隊，冷薰南兼總隊長，但因事務繁冗，總隊之事全由副總隊長喬曾希負責。冷薰南多次召集各區區長和自衛隊負責人開會，他說：“我下定決心，死也要死在市政府，決不離開半步，愿與同仁共赴患難。”其時，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過境潰軍進進出出，他憂心如焚，生怕發生亂兵騷擾市民之事，并為此徹夜難眠，他要喬曾希一定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負責接待好過境部隊將領，直到1949年12月25日凌晨4時，胡宗南部隊全部撤離成都后，他才稍微安下心來。1949年12月26日上午8時，成都市政府在總府街智育電影院召集全市會議，冷薰南領銜宣布通電起義。12月27日，成都解放。1950年3月，冷薰南被安排為成都市人民政府委員，后又擔任四川省政協委員、四川省政府參事室參事、全國政協委員。再說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中美建交后，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博士訪問我國時，向周恩來總理提出要會見冷薰南先生。為此，周總理特派專機將冷先生由成都接到北京，與基辛格會晤。見面時，基辛格博士行晚輩之禮。原來冷先生之子冷少泉（原國民黨副總統嚴家淦女婿）在美國與基辛格是同窗好友。以后，冷少泉回國探親，父子相聚，全家團圓。1984年，冷先生以89歲高齡無疾而終，含笑逝世。（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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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紅軍俘虜溥儀始末溥儀,蘇聯紅軍,俘虜蘇聯紅軍俘虜溥儀始末稗官野史2009-12-3016:25閱讀3評論0字號：大大中中小小文/心為鏡1945年8月18日夜，蘇聯紅軍的空降兵空襲奉天（沈陽）機場，俘虜了偽滿洲國皇帝溥儀。本文將這鮮為人知的一幕呈現給讀者。隨日軍倉皇逃離長春1945年8月9日夜，蘇軍出兵進入日軍占領的中國東北。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在最高軍事委員會上宣布：“今天早上蘇聯的參戰將我們逼入絕境，從而導致這場戰爭即將結束。”而此時，占領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司令山田乙三卻還試圖負隅頑抗。此人身材矮小，瘦弱；在過去的日子里，他說話不緊不慢，頗有些風度。而今天，當他和關東軍參謀長一起來到溥儀的房間時，卻像換了一個人似的，話語急促，并且顯得很不耐煩。他力圖讓溥儀相信，關東軍有能力擋住蘇聯的進攻，日本一定能取得最后的勝利。然而，他的話還沒說完，外面就響起了讓人揪心的空襲警報。在轉入地下掩體后，已經明顯減弱了語氣的山田乙三便匆匆離開。第二天，日軍準備撤退。為了防止溥儀落入蘇軍之手，成為日本侵華的證人，日軍決定帶著他一起從偽滿洲國首府長春撤退到靠近中朝邊境的通化市。溥儀開始收拾東西，準備上路。自1931年偽滿洲國建立，14年來，溥儀和身邊的人記錄了許多事情，有的還拍下了照片。由于文件和膠片太多，他命令手下人將其焚燒。燒了大半天，才銷毀了三分之一。而從北京故宮帶出來的一大批奇珍異寶，加上他的行李，已整整裝了57個大木箱。8月11日晚，偽滿宮廷武官、監護溥儀的日本將軍良田來到了溥儀的住所，通知他出發。此前，溥儀的兄弟、姊妹和侄子們已經被送到了車站，只剩下了溥儀和他的兩個妻子。火車開了三天三夜。由于害怕蘇軍的空襲，原經沈陽直達通化的計劃改為經吉林、梅河口，再到通化。由于沒考慮到臨時改變路線，隨行的食物不夠，于是在兩晝夜間，他們只吃了兩頓飯。最后，他們在大李（粟）子溝鎮下車，這里與朝鮮只有一江之隔。溥儀一行被安置在山腳下的一個日本礦長家中。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隨后，美軍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命令太平洋艦隊停止對日軍的一切軍事進攻。是日，良田將日本投降的消息告訴了溥儀，還告訴他，美國政府已經答應維持天皇的封號和地位，并保證天皇的安全。隨后，良田又對溥儀說，天皇要求他前往日本。天皇雖然不能保證溥儀的王位，但至少能保證他的安全。但如果他落入蘇軍手中，后果難以預料。溥儀雙膝跪地，朝著東方磕了幾個頭，嘴里叨念著：“感謝老天爺，祝愿天皇安康！”8月17日，溥儀準備飛往日本。臨行前，良田告訴他，必須減少隨行人員和物品，因為飛機太小了，坐不下那么多人。于是，溥儀選中了最小的弟弟溥杰、兩個妹妹、三個侄子、醫生和幾個仆人隨行。溥儀的一個嬪妃哭著問道：“我怎么辦？”“飛機太小了，你們坐火車去吧！”“坐火車能到日本嗎？”“當然能！”溥儀毫不猶豫地答道。飛機起飛了。按計劃，他們將于上午11點到達沈陽機場，從那里轉機到日本。溥儀被俘時試圖自殺日本宣布投降后，其關東軍并沒有立即放下武器。8月16日，他們在一些地區繼續向蘇軍反攻。蘇軍為了迅速拿下滿洲里附近的幾個關鍵城市，決定出動空降兵部隊。8月19日夜，蘇軍后貝加爾方面軍司令員羅季翁·馬利諾夫斯基元帥給蘇聯軍事委員會全權代表、后貝加爾方面軍司令部政治主任亞歷山大·普里圖拉將軍下達命令：帶領空降兵占領偽滿軍事要地——奉天，逼迫關東軍無條件投降；尋找偽滿皇帝溥儀。一個小時后，普里圖拉將軍和副官來到機場。在那里，225名空降兵已經整裝待發。在機場，將軍做了一個簡單的動員，讓大家知道，他們將作為一把尖刀，直插沈陽。這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目前還在日軍占領之下。日軍以它為依托，還在拼死抵抗。蘇空降兵必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奇襲沈陽。隨后，數十架飛機沖上天空，直飛沈陽。這是一個飛行編隊，與空降兵一同執行該項任務的還有數架殲擊機、強擊機和轟炸機。轟炸機裝滿了炸彈，而殲擊機則是由最優秀的飛行員駕駛。如果日本軍隊負隅頑抗的話，他們將受到毀滅性的打擊。飛行編隊臨近沈陽時，前方突然出現暴風雨，于是編隊緊急降落在王爺廟（今烏蘭浩特），這里已經被蘇軍占領。在這里，編隊作了加油，與此同時，幾架戰機又加入編隊。雨停后，飛行編隊再次起飛。飛行編隊一路上沒有遇到任何阻礙。抵達沈陽上空后，空降兵們就看到了地面上的日軍高炮群，于是蘇軍飛機首先進行了一通狂轟濫炸。也許是蘇軍的襲擊太突然了，日軍沒有一點反應。隨后蘇軍順利降落在沈陽機場。飛機降落后，守衛日軍紛紛繳械，只有幾個日軍軍官和飛行員做了一點抵抗，但已無濟于事。蘇軍迅速占領了機場。戰斗中，有四架日軍飛機成功逃脫，隨后，他們在機場附近徘徊，蘇軍以為他們要攻擊機場，立即做好了戰斗準備。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四架日軍飛機突然同時向一個方向俯沖，觸地而毀。這時，從機場大樓里走出一個人，他體魄粗壯，頭發灰白，身著日本軍裝。他走到普里圖拉將軍面前，用一口純正的俄語說道：“將軍同志，我是俄羅斯僑民，現任機場日本警衛隊隊長。我向您報告，滿洲皇帝溥儀一行政府人員就在候機大廳里。”普里圖拉將軍帶著人走進候機大廳，里面有沙發、安樂椅、茶幾，還擺放著威士忌和啤酒。大廳里約有２０幾個人，他們看到普里圖拉將軍后都站了起來，只有溥儀依然坐著沒動。但不久，他把手里的茶碗放在茶幾上，也站了起來。普里圖拉走到大廳中央，大聲宣布：“我以蘇聯政府的名義勸說你們投降，請交出武器。”偽滿洲國的部長們一個接一個地交出了武器，溥儀是最后一個。他從懷里掏出一把手柄上鑲有寶石的手槍，放在手掌上看了看，隨后扔在了槍堆里。普里圖拉將軍后來回憶道：“雖然我不是一個心理學家，但我敢肯定，當時溥儀皇帝正處在自殺的邊緣。我不知道是什么因素影響了他，使他最終放下了手槍。因為對他來說，在那個時候，一切都結束了。”斯大林和貝利亞下令優待溥儀被俘后的溥儀不安地揪著衣服上的紐扣，神情憂郁地問普里圖拉將軍，能否保證他的生命安全。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他安靜了很多，也開始積極地配合審問。他指認了在場的各個部長，說出了政府文件的保存地點，以及沈陽衛戍部隊的人數。此外他還簡要地介紹了沈陽日軍將領和偽政府部隊的心理動向，如實地回答了蘇聯偵察機關代表提出的一些問題。在他的幫助下，蘇軍成功地找到了日軍的生化武器，而這些武器隨時都有泄漏的危險。蘇軍還檢查了溥儀仆從帶著的兩個很高檔的皮箱，里面裝滿了金銀和鉆石，但蘇軍并沒有沒收這些東西。第二天，溥儀一行乘飛機到了后貝加爾方面軍司令部駐地——蘇聯的赤塔市。在這里，蘇軍才正式宣布將他逮捕。一個半月后，他們被送往哈巴羅夫斯克，安置在一座二層樓里。在此之前，這里曾是一個中學，但當時已經被命名為第45號特別建筑，并被列入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內務局。那時的這里，還關押了142名日本陸空軍將領和兩名日本海軍上將，這些人是蘇軍抓獲的第一批戰犯。據后來公開的檔案顯示，按照1945年8月23日蘇軍下達的第9896號秘密命令要求，蘇軍從朝鮮和滿洲里抓獲的所有日軍戰俘都必須押送蘇聯國內。這些俘虜總共有63.9萬人，其中63.5萬都是日本人。這些戰俘主要在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從事蘇聯的國民經濟建設，如修筑貝—阿鐵路、伐木、挖煤等。但溥儀一行人并沒有參與其中，也沒有進行其他勞動改造。1945年8月22日，蘇聯內務部部長拉夫連季·貝利亞向斯大林遞交了一份報告，其中寫道：“溥儀一行人居住的房子條件很好，外面由專門挑選的部隊負責警衛，里面由戰俘管理局的工作人員負責監視。”可見，斯大林對溥儀給予了特別照顧。第45號特別建筑的所有房間都被安裝了竊聽器，在審訊室里的所有秘密談話都被錄音、記錄。溥儀在這里度過了五年時光，隨后被轉交給中國政府。1959年，溥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特赦釋放，1967年去世。（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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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灘的女歌星上海灘上海灘的女歌星稗官野史2009-12-3016:18閱讀138評論1字號：大大中中小小文、圖／君　儂也不知從什么時候起，老歌成了一種符號，一種推銷手段。影像店里掛老歌招牌的，從“四大天王”到“小虎隊”，都被歸入老殘一列，真正聽老歌的人當然不屑。幾個專事翻唱的歌星，原來還被奉為“為祖師爺傳道”（譚鑫培語）的楷模，近來也漸為老歌迷們所不齒。“聽就要聽原唱”，可見國人知識產權意識與日俱增。最推波助瀾的要屬電影導演們，時不時地翻出張老唱片放在電影里，整個電影立即就有了氣氛，全不管歌是不是那個時代的。例如周璇就是萬金油，無論表現什么時代的電影，擰開收音機都是周璇。由于周璇有濫市之虞，現在又興起一股考古風潮，開始發掘其他老歌手了。姚莉的《愛情的魔力》出現在電影《金枝玉葉》的片尾就讓人一驚。好稀奇的版本！市面上絕跡已久了。說起姚莉的名字，時下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數起她的名曲來，中國人聽過的應該不少：《玫瑰玫瑰我愛你》、《蘇州河邊》、《春風吻上我的臉》、《哪個不多情》、《秦淮河畔》……《玫瑰玫瑰我愛你》被稱為20世紀40年代流行歌曲兩大高峰之一，是第一首被填上英文詞的中國歌，全世界都流行過。但當初創作這首歌時，它只是一支電影配曲。那是1940年，國華公司推出了后來家喻戶曉的《天涯歌女》，由周璇主演。周璇的片子自然要有歌，導演一口氣往片子里插了9首，7首周璇唱，還有一個電臺試音的鏡頭，派了兩個歌手唱了兩支歌作陪襯。影片里的3首歌都被后人翻唱：周璇的《襟上一朵花》、都杰的《秋的懷念》和姚莉的《玫瑰玫瑰我愛你》。《襟上一朵花》后來沒有大紅，特別在周璇眾多名曲中實在不起眼，《秋的懷念》還不時有人翻唱，鳳飛飛、費玉清的版本都很受歡迎。而《玫瑰玫瑰我愛你》，是許多現代大牌明星到一定時候都要拿來翻唱一輪的。姚莉也憑此曲一鳴驚人。姚莉深受家庭的影響，她的哥哥姚敏能唱又能寫。姚敏原名姚振民，姚莉原名姚秀云。后來在電臺唱歌時為了便于聽眾記憶，諧“要名要利”的音改了藝名。兩人也真的名利雙收了。姚敏一生寫了近千首歌，也提攜了許多中國早期歌星。1967年，49歲的姚敏心臟病突發去世，葬禮上港臺當紅大牌歌星靈前齊唱《情人的眼淚》，全場泣不成聲。姚莉目前仍居香港，不時出現在演藝界一些集會上，盡管已經人老珠黃，但憑借一首《玫瑰玫瑰我愛你》，她也在中國流行歌壇上“青史留名”。20世紀40年代另一座流行音樂的高峰就是《夜來香》。《夜來香》誰唱的，問100個人能有100個答案：鄧麗君在“10億個掌聲”演唱會上，讓人眼花繚亂的表演揮之不去；徐小鳳低沉的嗓音也有堅定的支持者；蔡琴永遠是“翻唱有理”大旗的掌旗手；鳳飛飛肯定翻過，哪張專輯就記不得了；費玉清最近一張翻唱專輯好像又選了……但任何人都沒有還原出原唱的味道，因為首唱歌手是學美聲的！她的名字應該是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星中除了周璇之外最廣為人知的——李香蘭。李香蘭被大家記得是因為她神秘的“日本間諜”身份。20世紀80年代她的自傳在國內發行，轟動一時。李香蘭當然不是間諜，只是一個“日本人制造出來的假中國姑娘”罷了。李香蘭的故事多，充滿了偶然和必然的巧合。1920年她出生在奉天（今沈陽）。當時日本人為了控制東北，鼓勵日本人移居中國，李香蘭的父親山口文雄在“南滿鐵路株式會社”工作，為了“扎根滿洲”舉家來華，這才使李香蘭生在了中國。她出生時取名叫山口淑子。14歲時，淑子按中國禮節拜父親的好友李際春為義父，李際春為她取了個很好聽的中文名字——李香蘭，哪知這個名字后來紅遍了整個東亞。李香蘭學唱歌，居然是為了治病。15歲時她得了肺浸潤，病愈后醫生要求她鍛煉呼吸器官，建議她學聲樂。而當時的東三省也是國際交流的大舞臺，流亡的白俄、猶太人好多都是有來頭的。李香蘭就拜在流亡的白俄女高音歌唱家包特萊索夫夫人門下。由于受過系統的專業訓練，李香蘭在那一代流行歌星中嗓音條件和演唱技巧都是最好的，這也為后世歌手翻唱她的歌曲設下了難以逾越的障礙。李香蘭的成名和日本人的一個陰謀有關，但她本人沒有參與其中，只是被別人當作了一顆棋子，她是幾十年后才悟出來的。與“偽滿洲國”同時成立的奉天廣播電臺，是日本宣傳“日滿親善”、“五族協和”的工具。他們要物色一個既會講中國話、日本話又會唱歌的“本土少女”來宣傳滿洲國，于是便瞄上了山口淑子。那時普通的日本人認為，為“日滿親善”出力是無上光榮的事，山口淑子當然毫不猶豫就答應了。電臺要給淑子取一個中國名，以顯示其“本土”特征，淑子便提出她有一個中國名“李香蘭”——這也可能就是為什么李香蘭是流行歌星中名字最“土”的一個的原因，因為這名字的確夠“中國化”。1938年日本在東北建立“滿映”，大量拍攝宣傳“大東亞共榮”的電影，李香蘭順理成章地成了首席女星。隨著日軍侵略中國的步伐，李香蘭也進軍到了中國流行文化的中心——上海，成了當時上海灘七大歌星之一。到1945年二戰結束，李香蘭突然從天上掉到深淵里，她與川島芳子、東京玫瑰一起被指為漢奸、間諜。由于川島芳子被正法，李香蘭的生命也岌岌可危，后來她被證實是日本人，不是漢奸，才被遣送回日本。與李香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川島芳子，她也曾把自己最后的一線生機系在能將出生證改成日本籍上，但她失敗了，假的終究是假的，她做的壞事太多太大了，不像李香蘭，只是唱唱歌、演演戲，被別人利用了，但好歹沒害過人。李香蘭的歌最流行的除了《夜來香》就屬《三年》了，幾乎是唱“左三年，右三年”，就有人拿來翻唱一遍；此外，《恨不相逢未嫁時》翻唱的人也多。日本人參與包裝的歌星中，還有一個人對中國歌壇影響較大，那就是白光。從1949年到20世紀末，白光在大陸一直被封殺，但在港臺地區，可以和周璇分庭抗禮的老歌手絕對非白光莫屬。白光和周璇代表流行歌曲的兩個極端：周璇是溫柔恬美、楚楚可憐的傳統中國女性的典型，白光則是紙醉金迷、放浪形骸的代名詞。20世紀末，港臺有好事媒體，發起“20世紀中國最性感女性評選”，白光把葉子媚、葉玉卿、陳寶蓮、利智等名聲很高的后輩們統統甩下擂臺，可見其對中國流行文化的影響。白光的成名之路交織著政治陰謀和性陰謀的搏殺。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并占領北平之后，準備利用文化滲透，推行它的侵略政策。一些無知青年受騙上當成了他們的工具，其中就有一個北平少女史詠芬。當時，日本東和商事計劃拍一部叫《東洋和平之路》的反動宣傳片，要全用中國演員，在北平公開招募。最后選中六人，兩女四男，女演員分別叫李明和史詠芬。后來，史詠芬取“電影就是射向銀幕的一道白光”之意改取名為白光。東和商事其后也沒拍出什么片子，只是被選來為“大東亞共榮”作宣傳的李明、白光成了在北京負責日本文化侵略事業的軍方代表山家亨公館的常客。不久李明便與山家亨同居。山家亨是日本特務頭子甘粕正彥的得力助手，而甘粕則是“滿洲國”的主要策劃者之一。山家有個特點，就是多情。混亂的私生活也使他在許多傳奇小說中出現。他最著名的愛情事件，是他還在松本連隊當旗手時與川島芳子的糾葛，這段感情還引發了川島年輕時的一次自殺未遂。1930年左右，經濟十分拮據的川島還曾準備把他們悲劇的愛情故事賣給一個小說家呢。李明因與山家的關系，處處都占白光的先。但到1942年，白光向山家揭發李明有一年輕情人。山家便結束了與李明的關系，遂與白光同居。此后白光贏得了赴日學習聲樂的機會，但這并沒有讓白光紅起來，因為東和商事根本沒有開展什么正經的文化業務。到1943年又一個陰謀改變了白光的生活。山家被召回日本，回國后即被捕，以叛國、泄漏機密、違犯軍紀、吸毒等十多條罪名受審。據傳是川島芳子為了報復山家向東條英機夫婦告的密，另一種說法是日本軍政界斗爭的結果。不管哪一種說法，反正是個陰謀。白光當時隨山家一同去了日本，還為他四處奔走。但她只是個默默無聞的小女人，山家的無名無分的情婦，所以根本沒人理睬她。不久她悄然回國。這次歸來，終于成了她生命的轉折點。回國不久她拍了《桃李爭春》，一炮而紅，成了當時上海影壇蕩婦型明星的首席。老練成熟甚至淫蕩的形象，一掃銀幕上嫻靜、清純女星千人一面的枯燥。她低沉的嗓音成為中國中低音女歌手模仿的范本。后世的潘秀瓊（《情人的眼淚》原唱）、崔萍（《南屏晚鐘》原唱）、徐小鳳，再后的梅艷芳、蔡琴無不受她的影響。徐小鳳就有“香港小白光”之稱。白光的名曲《如果沒有你》、《懷念》、《魂縈舊夢》、《嘆十聲》，后來的歌手幾乎全翻過。鄧麗君、鳳飛飛、費玉清等翻歌強將，更是沒放過她的幾首名曲。1949年后白光去了香港，成了香港電影和流行音樂走向成熟的見證人。她在港十分受歡迎，現在香港還不時有她的電影紀念周。1953年，白光退出娛樂圈，攜巨款赴日本經營夜總會。在戰敗后日本宵禁的情況下，憑她的關系，居然能通宵營業。她殺進日本尋求發展，除了看重滿目瘡痍的日本存在的商機外，可能也是對10年前她灰溜溜從日本逃回上海的一種報復。1999年，白光在吉隆坡去世，身后更成了一個文化符號，代表一種不再來的繁華與墮落。關錦鵬在《長恨歌》中選取了白光的《相見不恨晚》，似乎在暗示著只有白光才能把人性中徹底的頹廢演繹到極致。當時最著名的歌星還有大家再熟悉不過的周璇，她的故事說得太多了，版本不一，也懶得再探究竟。還有如今安居香港的吳鶯音，只要知道她首唱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其他的大家也就可以自己想去了。白虹，唱過名曲《郎如春日風》，和聶耳談過一段沒有結果的戀愛。龔秋霞唱的《秋水伊人》，連李谷一、彭麗媛都翻唱過。張露的《給我一個吻》，時不時經過各種處理，出現在電影電視中，她的兒子也唱歌，叫杜德偉……回頭來看，第一代中國流行歌壇的天皇巨星，都是孤島時代文化畸形繁榮的產物。但正是這些游離于大時代之外的、人性中淺薄的恩怨情仇，成了此后的中國人都必須溫習的聲音功課。(組稿、責編　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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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于晚清、“挫骨揚灰”于民國的新寧鐵路民國,寧鐵路成于晚清、“挫骨揚灰”于民國的新寧鐵路民國2009-11-1523:23閱讀40評論3字號：大大中中小小早前，我曾寫有博文《尚方寶劍開路：首條中國人自己的鐵路誕生》，這篇文章可算是它的延續吧。我在前文中提及，由于得到了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新寧鐵路”這條中國人自己的鐵路終于誕生，但它為何又毀在“更為開明”的國民政府手上呢？這就是本文要談及的話題。1906年，慈禧太后和光緒帝批復了旅美華僑陳宜禧關于修建新寧鐵路的立案，并賜予他尚方寶劍，準許他在修路過程中“如有違抗可先斬后奏”。陳宜禧正是在清政府的支持下順利開建了新寧鐵路，并于1909年開始了首段59.3公里鐵路的運營。鐵路通車后，清政府還聘請陳宜禧為農工商部顧問，尊為“資政大夫”，官至正二品，與詹天佑并列為當時全國鐵路界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最高的二人。以上可看出，當時的清政府對修建鐵路、發展洋務還是拿出了足夠誠意的。1910年，當新寧鐵路“臺山(新寧)－新會”段路基即將完工時，陳宜禧又上書清廷，申請將鐵路延伸至今天的江門北街(當時屬新會)。這議案僅費時一個月就獲得了清廷的批復，可惜此后不久，清政府就被推翻了，中國進入了“民國時代”。由于政權的更迭，新寧鐵路的“新會－北街”段工程遭到了地方勢力的阻撓(尚方寶劍沒用啦)，直到1912年才得以動工，到1913年才建成通車，據說這事情還是靠孫中山出面才最終促成的(1908年時候，孫中山就與陳宜禧有過正式會面)。至此，新寧鐵路終于將臺山與江門北街連接了起來，從而接通了臺山沿海與西江內河之間的交通命脈。新寧鐵路在正式運營的最初數年間，曾為廣東國民政府提供了大量資助，該鐵路也一度成了孫中山的“搖錢樹”，這自然是陳宜禧一直大力支持孫中山革命的緣故了。但到了1916-1918年間，由于國際煤炭行情看漲，新寧鐵路的機車、設備以及燃料又全由西方市場供應，陳宜禧很快就再也拿不出多少錢來支持孫中山，因為他的鐵路運營成本已比早前增加了三倍有多。也不知孫中山是窮瘋了還是什么回事，1923年，他竟然以“不能擔任軍餉”為由單方面宣布將新寧鐵路收歸國有，這做法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陳宜禧為此事氣壞了，但為了鐵路的命運，他不得不找上各方僑胞大力游說，迫于全球華僑的輿論壓力，孫中山這才收回了成命。經此事后，孫中山終于認識到陳宜禧在華人世界里的真正地位，于是主動約見陳宜禧進行道歉，并允許臺山實行地方自治。在這之前，陳宜禧曾向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借出了12萬元，護法運動失敗后，陳宜禧也不指望這錢能拿回來了，鑒于這一因素，孫中山主動提出“借款按實際票價加收20%作為扣還”，并嚴令不許國民政府軍人坐霸王車，以確保新寧鐵路公司的正常運營。雖如此，但地方大小軍閥根本當孫中山的這一法令透明，不但坐車不給錢，還變本加厲地對陳宜禧的鐵路公司進行多方勒索。談及此事時，后人曾苦笑說：“陳宜禧說話辦事從不兒戲(粵語里兒戲二字與宜禧同音)，但孫中山說話辦事卻是有名的大炮，放完就沒了。”12萬借款加上當時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這已給陳宜禧的鐵路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資金壓力；1925年孫中山去世后，粵軍總司令許崇智更肆無忌憚地要求每月向鐵路公司“借餉一萬元”，而地方上的江門駐軍也聞風而上，每月勒索五千七千元不等，到1926年時，這一系列的資金壓力已使陳宜禧的鐵路公司欠款達140萬之巨。欠款引致了債權人糾紛及工潮，1926年，廣東國民政府以“工潮迭起，管理不善”為由，向新寧鐵路公司派駐“整理委員會”接管公司，計劃半年后再交還管理權。盡管陳宜禧及股東們強烈反對，1927年，“整理委員會”最后還是以“武力政變”的方式接管了鐵路公司，上演了一出“政府強奪民企”的荒唐鬧劇。這事件中，陳宜禧被逼離開了自己一手創辦的公司，兩年后，他就在家鄉因心力交瘁、神經失常辭世了。“整理委員會”接管鐵路公司后，無視半年的接管約定，以各種借口推諉拖延，最后接管了公司達兩年之久；那兩年間，“整理委員會”不斷私自裁減公司職員、提高自己工資，并經常不擇手段中飽私囊，嚴重影響了新寧鐵路的正常運作。1929年，在全體公司職工和股東的極力反對之下，“整理委員會”被迫撤出，新寧鐵路終于恢復回自主商辦的角色。經過這一系列風波后，1929-1933年間，新寧鐵路公司不斷調整管理策略，通過新建車站、加開有軌汽車等舉措，實現了每年數十萬的盈利，這就是新寧鐵路“一生”中的黃金時光了，可惜陳宜禧已看不到這一天的到來。之所以說是“黃金時光”，自然也相對地存在“好景不長”因素。1933年后，由于世界經濟蕭條，公路運輸全面發展與鐵路“爭食”，新寧鐵路公司很快就轉盈為虧，自此邁向了它的“晚年”時期；如果沒有后來的戰爭因素，新寧鐵路的存亡或許還是未知數，但破產、變賣或并入國有的命運卻是不可避免的了，只是，當時的人們都沒有料到，新寧鐵路最后面臨的竟會是“挫骨揚灰”的命運。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軍全面侵華，新寧鐵路就成了日本戰機的轟炸目標。開始時候，每當鐵路遭到破壞，新寧鐵路的全體職工就傾力而上，通常一兩天就能填平彈坑復通鐵路，但1937年10月的一天，新寧鐵路的命運卻被日軍轟炸機徹底改寫了。原來，陳宜禧曾在香港訂造長達一百多米的鐵船，用在火車渡江(新會牛灣鎮潭江渡口)的輪渡上－－那是中國鐵路史上最早出現的火車渡輪，比粵海鐵路(廣州－海口)早了九十年。這渡輪是新寧鐵路接通江門北街西江河道的最關鍵環節，沒有了它，鐵路就等于從喉嚨處被切斷了。日軍顯然看到了這一點，于是派遣了10輛飛機輪番轟炸輪渡，終于將渡江鐵船炸沉。失去輪渡后，新寧鐵路再也無法完整運行了，只好分段通行有軌汽車，那時候的新寧鐵路公司依舊頑強生存著。一年后，廣州淪陷，國民政府擔心日軍會利用鐵路推進軍隊，下令拆毀鐵路。其實，新寧鐵路本只是獨立的一段，并沒有和全國鐵路聯網，加上已失去了輪渡，它對日軍已沒多少利用價值了。可是命令已下，國民政府還想出了很陰的一招：讓沿線居民自由拆卸鐵路，拆獲的枕木可歸自己所得。有了政府這一“全民作賊”的命令，任憑新寧鐵路公司的職工如何守衛鐵路，前后歷經十多年建造的路軌不到一年就化為了烏有，新寧鐵路公司只好宣告解體并遣散職工。1939年江門淪陷后，經過日軍的洗劫，新寧鐵路全線價值數千萬的設備、車廂、鐵軌等大部分落入日寇手中，僅余少量散落在民間。實際上，新寧鐵路最后還是被國民政府拱手送給了日本人，僅僅是換了種方式而已，如果鐵路沒被拆毀，它或許僅被閑置不用；既被拆毀，日軍干脆就將這些設備真正用到了自己的軍用運輸上，這下子真讓國民政府大跌眼鏡了。1942年，國民政府從臺山、新會民間僅征集到了33782根鐵軌，這些鐵軌就全部用到了黔桂鐵路的修建上，至此，新寧鐵路徹底蕩然無存，僅剩下江門北街火車站遺址。從“挫骨揚灰”的角度上看，新寧鐵路可謂真正消散到“無跡可循”：鐵路設備被日軍挪用改造，火車車廂被日軍直接用來增派運兵，鐵軌則被日軍用到了全國各占領地鐵路的修復上(黔桂鐵路所用的少量部分幾乎可忽略不計)，好比一個人隨風四散的骨灰，再也沒有聚集到一起“還魂”的機會了。美國的太平洋鐵路改變了美國的國運，修建人斯坦福也因此成了鐵路大王、億萬富翁；同樣是私人修建鐵路，陳宜禧卻被國民政府一再壓榨－－孫中山其實也是變相的壓榨者之一，終讓新寧鐵路化為一段唏噓的歷史。相比之下，清政府反倒給予了鐵路更好的待遇和尊重，這對于以“推翻滿清腐敗”為名的民國政府來說未嘗不是一種諷刺，因為，新寧鐵路的歷史其實就是國民政府的一段“腐敗史”，而且腐敗得比清政府更甚更徹底。陳宜禧自1904年回到國內后，他修建鐵路的過程雖頗有曲折，但鐵路畢竟還是在“官方支持”的背景下成功修建了，清政府也從沒做過破壞鐵路運營的事情；自進入民國時期后，這其實才是新寧鐵路噩夢的開始。晚年的陳宜禧一直念叨著鐵路的未來發展，念叨著“政府不該如此對他”，我相信他內心對孫中山創下的國民政府已經非常失望，“無論何時，其有以非法相加，破壞我寧路商辦之局者，宜禧一息尚存，誓死力爭”，這話就道出了陳宜禧對國民政府的失望和無奈。正是在這樣的時局背景下，陳宜禧只好神經失常了，他至死也沒弄明白“為何會是這樣的結局”。陳宜禧與孫中山的私人關系始于1908年的“牛灣之會”，在1911-1925年間，孫中山無疑是有負于陳宜禧的，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只拿錢不辦事”。當然，我們知道孫中山有他的無奈，他那“孫大炮”的綽號其實是很貶義的，其中包含著他對全球華僑的無數虧欠，若非他成功推翻了滿清政府，并以“革命尚未成功”作人生結語，或許許多人會因他那牛皮吹破天的“大炮”抹殺掉他的偉大。陳宜禧之所以為此神經失常，是因為他在美國的成長環境讓他太重信諾了，他覺得自己大力支持的國民政府并沒兌現過多少當初的承諾。我們慶幸的是，雖然陳宜禧并沒有看到新寧鐵路公司盈利的那天，但他更沒有看到鐵路被“挫骨揚灰”的結局，否則，那對他將是怎樣的打擊？無論如何，“腐敗”的滿清政府成就了新寧鐵路，“民主”的國民政府卻以腐敗無能葬送了新寧鐵路，這過程本身就充斥著中國歷史特有的矛盾：舊政權不一定如此腐敗不堪，新政權也不一定就能改天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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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驚一場的一次“刺殺孫中山”事件孫中山,虛驚虛驚一場的一次“刺殺孫中山”事件民國2009-12-2711:52閱讀4035評論35字號：大大中中小小《十月圍城》圍繞子虛烏有的“刺殺孫中山”事件展開了轟轟烈烈的電影故事，然而，歷史上的陳少白(梁家輝飾演)確實一直擔負著孫中山的安全策劃，期間也確實有過不少子虛烏有的“刺殺恐慌”經歷。晚清政府曾將四個人列為“反清四大寇”，他們分別是：孫文(廣東香山人)、陳少白(廣東新會人)、尤列(廣東順德人)、楊鶴齡(廣東香山人)，其中，陳少白被后人尊為“國叔”(相對孫中山的“國父”尊稱而言)，可見他在民主革命上的先驅地位也是極受推崇的。公元1895年，陳少白在香港所開的“乾亨行”商鋪被定為興中會總機關，在“乾亨行”期間，陳少白聽說家鄉的外海茶庵寺(今廣東江門市外海區)住持慧真和尚原是太平天國洪秀全的部下，于是有意拉攏他加入興中會，讓其利用僧徒化緣的機會幫助會黨刺探朝廷消息。1895年2月，孫中山在陳少白的引領下到茶庵寺拜訪了慧真和尚，該行十分成功，自始，茶庵寺便成為了興中會的一個據點。1904年，廣東臺山的旅美華僑陳宜禧回到家鄉修建新寧鐵路，鑒于陳宜禧在海外的巨大影響力，于是慧真和尚極力撮合陳宜禧與孫中山會面，爭取讓他也加入興中會。1908年2月，在慧真和尚的牽線下，陳少白又安排孫中山第二次到訪茶庵寺，計劃在該地約見陳宜禧。2月18日的那天，孫中山化妝為姓徐的郎中(這是他的老本行)，在陳少白、劉義(劉永福的部下，身手了得)、黃順、盧怡若、鄭卓等五人的陪同下秘密前往新會外海。出于安全考慮，陳少白讓陪同各人都備好了手槍和炸彈，以防萬一。一行人順利抵達茶庵寺后，慧真和尚先安排他們在客房喝茶休息，然后派小和尚沿途放哨，同時等待陳宜禧的到來。才坐下不久，放哨的小和尚忽然驚慌來報：山下來了一隊約三四十人的清兵！陳少白聞訊后大吃一驚：此行十分秘密，除他們五人及慧真和尚外，就只有陳宜禧知道他們行蹤了，莫非是陳宜禧報告了朝廷(當時的陳宜禧為修建鐵路，曾花錢在清政府里捐了個不小的官)？慧真和尚見事情生變，馬上以人格替陳宜禧擔保，最后，陳少白只能懷疑五人當中出了叛徒，或者是行途中被清兵探子察覺。在毫無頭緒的情況下，陳少白當機立斷，馬上部署：自己和黃順、劉義三人負責護衛孫中山，讓小和尚帶路從后山撤出；盧怡若負責前往臺山聯絡陳宜禧，另約時間地點進行會面；然后讓鄭卓下山負責探聽虛實。在撤退途中，陳少白、孫中山等人透過密林間隙隱約見到，幾十個清兵均全副武裝，其中不乏彪型大漢，一看就是打仗殺人的好手。陳少白擦著冷汗慶幸地對孫中山說：“幸虧發現得早，否則以一敵八，我們何得以脫身？這事情我們一定要徹查清楚！”說話間，恰好一樵夫從附近經過，杯弓蛇影下的陳少白當即令黃順、劉義二人做好防護準備，因為在當時的他看來，附近出現的任一個人都可能是清廷派來的殺手。陳少白當時甚至在想：“如果黃順、劉義是叛徒，這時候他們可以下手了，所以可以排除他們二人，那么盧怡若和鄭卓有沒可能是叛徒呢？”出于長期保護孫中山的本能，在陳少白的眼里，“信義”二字的份量比一般人要更為復雜。山下的鄭卓仔細觀察后，發現一大隊清兵原來是護衛著幾乘轎子而來，而轎子里坐的都是官家女眷，什么大老婆三姨太之類的，她們應該是要到茶庵寺上香。憑經驗判斷，有官家女眷在旁的時候，清兵多數擔負的是保護、防山賊的任務，而不會有其他的特殊行動。在確認此消息后，鄭卓當即派小和尚趕到后山飛報孫中山陳少白等人：安全，無需撤退。虛驚過后，孫中山一行人當晚繼續留宿茶庵寺，但為避免萬一，他們最后還是改在了牛灣火車站(新寧鐵路上的一處火車輪渡碼頭)與陳宜禧會面，以確保出事時水陸皆可退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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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真相真相,歷史歷史的真相文史隨筆2009-08-2011:21閱讀241評論0字號：大大中中小小幾年前，朱正先生說要寫一部“二十世紀史”。不熟悉朱正的，以為他只是說說；注意閱讀朱正的人，一定知道他的《一九五七年的夏季》——這部全景式寫反右派運動的大著，就被學術界譽為“信史”，是二十世紀史的重要部分。他的單篇短文，無論談人談事，或談史談書，都很有見地，讓人深思。最近花城出版社推出一套“思想者文庫”，其中就有他的《辮子、小腳及其它》。書中許多篇章，都可視作二十世紀史的片斷。如《一百年前的思考》、《回頭看袁世凱》、《唐縱日記中所見的一次沒有實行的改革》、《兩個朋友》、《姚文元的刀》、《關于排隊購物的說辭》等等，都表達了作者一貫的嚴謹思考。朱正曾說過，要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就不得不研究中日和中俄關系史。這里就談談中俄關系吧。沙俄本是歐洲國家，但它逐漸向東擴張，到十八世紀中期已和中國東北、西北和北部接壤，不斷尋機蠶食中國。據一九六九年“珍寶島戰爭”后中國公布的數據，沙俄通過《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中俄伊犁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竟割去了中國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十月革命后，布爾什維克執政。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俄國蘇維埃政府發表第一個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俄同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廢除俄國在中國的特權；次年又發表第二個對華宣言，宣布“放棄侵占所得之中國領土及中國境內之俄國租界，并將俄皇政府及俄國資產階級掠自中國者，皆無報酬的永久歸還中國”。可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九九，八十年了，是否真的“廢除”、“歸還”了呢?事實大家已經知道，但我們還在自己欺騙自己，從學校歷史教科書到學者專家的近現代史專著，都沿用了“廢除”說。朱正先生的《解讀一篇宣言》，就以無可爭辯的史實，論證了“廢除”一說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對華宣言是在什么背景下產生的?現在的中學《世界歷史》課本是這樣說的：“蘇維埃政權面臨著極其嚴重的困難，敵人從四面八方猛撲過來，侵占了蘇俄四分之三的國土。”一九五零年莫斯科中文版《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也承認：“當時……面包供給不夠，肉類供給不夠，工人忍饑挨餓。莫斯科和彼得格拉城中的工人每兩天只能領到八分之一磅的面包，甚至還有完全不能發給面包的日子。”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面對危局，列寧致電德國，主張訂立和約，德不予理會。直到二月二十二日，德國才同意簽訂和約。“二月二十三日，中央決議接受德軍司令部所提出的條件并訂立和約”。這時“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更不用說波蘭——割給了德國；烏克蘭脫離蘇維埃共和國而變成德國的藩屬國(依賴國)。蘇維埃共和國按所訂條約應向德國繳付賠款”。這就是當年蘇俄布爾什維克政府發表對華宣言時的處境。朱正文中說：“那時東西伯利亞一帶并不在蘇維埃政府的有效管轄之下，謝苗諾夫的白衛軍在這里活動，濱海省和庫頁島被日本占領。”實際上，當時僅有全俄四分之一版圖的蘇維埃政府把它不曾有的“放棄”和“歸還”我，完全是一種策略和手段。為了擺脫孤立困境，它一面堂而皇之的“宣言”，做出一種姿態；一面派遣特使推銷革命。如一九二年春吳廷康(中文名)來中國勸陳獨秀、李漢俊組建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二年越飛來談中俄建交，后來又是卡拉漢。朱正說，“很清楚，廢除中俄舊約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中國政府能在國際事務方面同蘇俄合作。’如果愿意合作，具體地說，在當時就是單方面宣布廢除與其他西方國家締結的條約，才能談到廢除中俄舊約的問題……由此看來，與其說是出于對中國的同情，還不如說是要求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制造事端，以配合蘇俄推動世界革命的政策。”(《辮子、小腳及其它》177-178頁，以下引用只注明頁數)。“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這是事實。但我同時認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蘇俄給中國最先的鼓舞還是兩張“空頭支票”(即兩個宣言)，這促使了中國知識分子對蘇俄的選擇。一九二年四月三十日李大釗撰文稱，“最近俄羅斯勞農政府，聲明把從前羅曼諾夫朝從中華掠奪去的權利一概退還，中華的青年非常感佩他們這樣偉大的精神”；張西曼在《晨報》發表文章說，“俄國國民，原是世界上酷愛自由、真理和主持人道正義的民族……他們慷慨地將從前……在我國所掠奪的種種權利，全數還我”；瞿秋白心向往之，親赴俄羅斯，寫就了《赤都心史》那樣的著作……于是，中國一大批先進分子放棄了西方模式，選擇了蘇俄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一九四九年的勝利。由于感激，暫時忘記了“老大哥”的欺騙也許可以理解，但遲至今日，“老大哥”早已撒手人寰，而我們還沒有關于這個“宣言”的正確說法，這就令人遺憾了。史學家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依然對“宣言”持完全肯定的態度，這對聲稱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人無疑是一個嘲弄。當今之世，國際共運雖未劃上句號，但大勢如何，大家都看到了。在中國社會面臨轉型陣痛的時刻，面對那么多的歷史騙局，一切愿意思考的人們是不會放棄思考權利的。朱正在《怎樣的天火》中寫道：“我毫不懷疑他(指張西曼，引者注)的愛國心。我深信，他是真正相信了這些，以為這真是科學的真理，真以為照這樣做了就會造福他的祖國和人民。當年相信了這些的，豈止一個張西曼!……魯迅，他應該說是比張西曼更有思想、更有識力的人物，不也是一個普羅米修斯嗎?他曾說過：‘現在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地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魯迅全集》第六卷18頁)不但中國哩，魯迅還說：‘在現在，英國的蕭，法國的羅蘭，也都成為蘇聯的朋友了。’(同上，第四卷462頁)為什么在中國和世界，不少有頭腦、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里都相信了這些?這顯然是不能用盲從來解釋的。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宣告了一場歷時七十四年的試驗的終結。現在還剩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這些普羅米修斯竊來了怎樣的天火?”(171-172頁)朱正提出的問題，也許現在還不是回答的時候，但是無法回避的。《怎樣的天火》是朱正讀《張西曼紀念文集》(1995年，中國文史出版社)的一篇雜感。這里有必要介紹一下張西曼其人——張西曼一***六年生于湖南長沙的一個閥閱之家，他的族兄張百熙是清末名臣，曾彈劾過李鴻章，舉薦過康有為，可說是有膽有識。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一八年，張西曼曾兩度赴俄國留學，接受了俄國文化的熏陶，后來更主張“接受蘇俄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組織方法和經驗，以促進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他曾發起組織中蘇文化協會，創辦《中蘇文化》雜志。他的同鄉老友田漢曾在悼詩中說：“能有幾個人/像他這樣/固執親蘇親共的真理/二十年如一日?”他的老友常任俠也說：“對于政治，他有一貫的對蘇聯人民友好的信念、對列寧崇敬的感情。”一九三九年九月，蘇聯根據同納粹德國簽訂的密約，隨德國之后進兵波蘭，他卻說“蘇聯出兵”是“爭取和平的真義”；一九四一年四月，蘇聯同日本簽訂了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蘇日中立條約》，救國會諸君子發表致斯大林的***，表示憤慨，而張西曼卻撰文說，此“對援華初衷并無損害”；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剛剛結束后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損害中國利益的不平等條約，而張西曼卻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保證了中國的復興》為題，撰文支持。朱正先生說，寫作此文，并非刻意指摘張西曼，而意在引發我們的思考，多想幾個為什么，因為“歷史不會重演，錯誤是會重演的”。難道我們二十世紀遭受的曲折和災難還不夠嗎?羅曼·羅蘭的《莫斯科日記》為什么要封存五十年?讀書界有多種說法，但我比較贊同程映虹的觀點：封存的原因并非保護他所寫到的人物(如高爾基等)，也并非當時的國際形勢所迫，問題的提出的意義不在弄個水落石出，而是為了道義的追問和質疑。朱正以《友好的眼睛難堪的現實》為題，也寫了一篇讀書札記，朱正強調它的特殊意義是：“在這段(封存)時間里，世界上發生了多少大事，蘇聯又發生了多少大事!二次世界大戰，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戈爾巴喬夫否定了列寧的遺產，葉利欽促成了蘇聯的解體。”(186頁)，羅曼·羅蘭沒有想到——“其實應該想到：如果不存在一種克服那些消極東西的機制，這種結局就是不可避免的”。這本日記“將有助于研究這一歷史現象”(194頁)。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羅素在十月革命后也曾說過：“在這可詛咒的世界上，唯有列寧和托洛茨基在點燃光明。”但羅素的預言破產了，多少人美好的“光明夢”也幻滅了。魯迅先生在一九三二年曾寫過一篇文章，叫《我們不再受騙了》。他在文章中為蘇聯做了全面的辯護，這說明，他也受騙了。我想，假如魯迅先生能活到今天，他會怎樣面對自己這篇文字?他會以怎樣的勇氣反思?張西曼逝世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他自然不能與我們一道反思。但他那樣一個“固執親蘇”的人，也許無法面對九十年代的變局，如他生活在俄羅斯，也肯定會加入遺老的抗議行列。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們，對俄羅斯民族和二十世紀是否罪人，我相信歷史會作出回答。有朋友說，讀朱正的書，始終讓人沉重。我卻補充說，朱正讓人沉重之后，并不讓人悲觀，而是讓人警醒，讓人洞悉二十世紀歷史的幽微。面對即將到來的新世紀，有什么比探究這段歷史更有意義呢?所以我推薦朱正的書，并愿更多的人讀到它，也愿更多的人不再被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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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桃子該由誰摘”說起桃子該由誰摘從“桃子該由誰摘”說起文史隨筆2009-08-2011:23閱讀484評論8字號：大大中中小小我是“文革”前讀完小學的。有一篇叫“桃子該由誰摘”的課文，大概是小學三四年級時讀過，至今還我背得——“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誰？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樹，樹上結了桃子，這桃子就是勝利果實。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他說，此桃子的所有權屬于我蔣介石，我是地主，你們是農奴，我不準你們摘。我們在報上駁了他。我們說，你沒有挑過水，所以沒有摘桃子的權利。我們解放軍區的人民天天澆水，最有權利摘的應該是我們。……至于蔣介石呢，他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是人民抗戰的絆腳石。現在這塊絆腳石卻要出來壟斷勝利果實，要使抗戰勝利后的中國仍然回到抗戰前的老樣子，不許有絲毫的改變……”那時，我并不知道這是選自雄文四卷，也不懷疑這文章說的是否屬實，以為盤踞在臺灣島上的“蔣匪幫”確實是個大壞蛋。那時寫作文，我總會帶上一句，“我們一定要好好學習，爭取早日解放臺灣”云云。等到長大了，我也一點不懷疑，反喜歡“桃子該由誰摘”，認為這文章寫得通俗易懂，比喻精辟。那時精神和物質一樣貧乏，《地雷戰》《地道戰》等是我反復看不厭的片子，在那窮鄉僻壤的農村里，晚上走十里八里去看不覺得累。近讀《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使我又想起小學時讀過的這篇課文，不禁莞爾。這書為何不叫“正面戰場作戰史”而叫“作戰記”呢？大概也是有所避諱，說“史”太周正了吧。書中說，“在這八年浴血奮戰中，正面戰場部隊傷亡320多萬人，敵后戰場八路軍、新四軍等部隊傷亡58萬多人。”又據1994年出版的《血祭太陽旗》得知，在中國斃命的日寇將領共129人，其中大部分是被擊斃的。在斃命的日將領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軍的作戰中，包括阿部規秀中將。從以上這些數字看，也可知誰在“正面戰場”了。1980年代以來，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抗戰開始作出比較積極的評價。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說：“正面戰場無論在戰略上還是在戰役上，都是抗擊日軍進攻的主要戰場。國民黨表現了一定的抗日積極性，國民黨曾先后進行了平津、淞滬、晉北、徐州以及保衛武漢等戰役，并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作戰記”緒論說：日本進攻打擊的主要對象是國民政府及其軍隊，它對敵后中國軍隊掃蕩清鄉作戰不僅規模遠不及正面戰場對國民政府軍隊的進攻，而且目的僅限于鞏固占領地。日本知道，要解決“中日事變”，主要是與國民政府軍隊作戰。日本妄圖以武力進攻，逼蔣投降。戰爭初期逼使國民政府由南京而武漢而重慶撤退，戰略相持階段多次戰役進攻，尋殲國民政府軍隊主力；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又從緬滇進攻，東西夾擊，使國民政府軍腹背受敵，后還曾妄圖實施進攻四川計劃，這都是妄圖消滅或壓迫國民政府軍投降。但國民政府并未屈服，堅持抗戰到底。從戰爭開始結束來看，代表中國對日宣戰、受降的也是國民政府。國民政府雖然部署部分軍隊留置敵后作戰，但主要是在正面戰場作戰，直至戰爭結束。國民政府正面戰場在中國抗日戰爭中始終處于主體地位，這應是歷史事實。因此，貶損正面戰場的地位和戰績，也就必然貶損整個中國抗日戰爭。史學界對國民黨處理抗日與反共的關系認識也在逐步變化。有學者分析說：蔣介石“主觀上希望實行抗日、反共兩個第一”，而“實行的還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對于消極抗戰，避戰，躲進峨眉山觀戰，坐山觀虎斗之類的論斷，自然是站不住腳的。就學術研究而言，1980年代以來，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研究著作也不斷問世，如反映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史料性書籍就有《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戰場史料選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軍機密作戰日記》、《盧溝橋事變和平津抗戰資料選編》、《八一三抗日史料選編》、《武漢抗戰史料選編》以及《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七七事變》、《八一三淞滬抗戰》、《南京保衛戰》等等。在這些史料出版的同時，《抗日戰爭史》、《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中日戰爭史》、《日軍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史》、《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等著作也陸續問世，歷史的真實面貌正在彰顯。說“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袖手旁觀、坐待勝利”顯然是不符合歷史真實的。我們的教科書中說國民黨在抗戰中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這也是事實。國民黨看到自己的老對手在抗戰中滾雪球般壯大發展，當然不得不提防。而共產黨為了生存，必須有自己的生存智慧。“抗日統一戰線”是可以說得響響亮亮的，但“保存實力”是必須的——尤其是經過“皖南事變”教訓后。毛XX一向認為，抗日是持久的，日本是終將被打敗的，共產黨最終面對的將是自己的夙敵蔣介石的國民黨。因此，信奉“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毛XX，當然會打自己的主意，這也是可以理解的。這從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中也可以看出來。彼得1942年6月7日的日記說，“八路軍不是主動開展軍事行動來制止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只限于有氣無力的打局部的防御戰。只要敵人發動進攻，八路軍就退到山里，避開沖突。”（《延安日記》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26頁，以下只注明頁）同年7月22日，他又記道：“我走過特區幾百公里的地方，到處看不見軍隊。他們解釋說，是完全隱蔽起來了。實際上沒有一個人在搞戰斗訓練。在軍隊里也像在特區各地一樣，惟一的工作就是開會。在夏季，增加一點貯存農產品的勞動。”（42頁）那時蘇聯擔心日本從海參崴突襲，很希望八路軍牽制日本，可八路軍執行“我們不去碰人家，人家也不來碰我們”的策略，“縮減八路軍正規部隊的作戰規模”，“不惜任何代價保存八路軍的實力”。（69-70頁）這當然是帶有一些偏見的話，但我們再來看看李銳先生的《廬山會議實錄》，就不得不承認這些基本的事實。彭德懷打了“百團大戰”，中共黨史對此評價說：百團大戰“后患無窮”——理由是“過早地暴露了共產黨的實力，招致后來不必要的損失”，彭德懷因此受到了黨內的批評。這些在中共黨史中是有記載的。1959年批判彭德懷時，再次算其舊賬，說“百團大戰”是幫了敵人的忙。毛還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182頁）再后來，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毛接見日本客人時，還說要感謝他們，說沒有他們的侵略，就沒有今天的我們——當然不排除這話里有幾分幽默成分，但與他當年寫那篇雄文時的心境截然不同了。如今，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當年的對手——國共兩黨又走到一起來了，“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們如果把眼光放遠一點看當年的人和事，我認為，毛XX和蔣介石都是典型的民族主義者，都是抵御外侮的杰出的民族英雄！遺憾的是，雖然大陸的抗日戰爭研究比較客觀起來，甚至有學者提出重寫抗戰史，但臺灣的有關著作，絕大多數對抗日戰爭總體格局的敘述不符史實。如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全書只提國民黨、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行動及其文件，對共產黨的抗戰，則除了否定和批判外，不著只字。這也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也許，歷史真的永遠只是片面的，無法客觀的，“成王敗寇”是不變的法則？嗚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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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與六萬新華日報,共產黨,國民黨,中央日報,重慶一萬與六萬文史隨筆2009-08-2011:25閱讀598評論3字號：大大中中小小半個多世紀前，重慶有兩個黨報：一個是共產黨的《新華日報》，一個是國民黨的《中央日報》。我曾在《讀書》2003年第五期發過一篇談《新華日報》的文章，文中說當時執政的國民黨《中央日報》占盡便利，但發行量僅一萬多份，而在野的共產黨的《新華日報》發行量最高時竟達六萬份。一萬和六萬兩個數字，很能說明問題。那時國民黨是如何管理黨報的，我未作過專門研究，但從以往的閱讀印象里也可感知一個大概。國民黨口口聲聲“黨國的利益”、“總理遺訓”和“三民主義”，很是中聽。實際上呢?恐怕不是這樣。它怕丟權柄，怕在野，對于言論之類，慎之又慎，哪些能報道，哪些不能報道，哪些暫緩報道，哪些嚴禁報道……諸如此類，條條框框，我想應該是有的。正因為如此，《中央日報》的活力被完全扼殺了，登出來的要么是假話廢話，要么是黨話官話。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這樣的報紙當然沒人看。而共產黨的《新華日報》，卻是竭盡全力“傾聽人民大眾的心聲”，理直氣壯地“為老百姓說話”，所以老百姓都喜歡它。一萬和六萬還值得多說幾句。那時國民黨政府奉行的是“黨國一家”，“國產即黨產”。我想，發行這一萬份，恐怕大都是國費訂閱的。國費訂閱的，大都是可讀可不讀的——因為其可信度，大家早就心知肚明。所以要說這一萬份的閱讀率，還真不好說。《新華日報》沒有“天時地利”，惟有“人和”，惟有靠說真話吸引讀者。國民黨的貪官污吏，土豪惡霸和鄉保長的為所欲為，國際國內的問題，中國的現實危機在哪里，等等，它都不回避。所以當時聚集在重慶的各界精英，甚至相當一批國民黨政府官員，都在偷偷地看《新華日報》。《新華日報》這六萬份，都是靠讀者自愿購買的，其閱讀率自然不可與《中央日報》同日而語。我曾在一本書里看到，共產黨只用三年時間就把國民黨趕到臺灣島上去了，這是毛XX和蔣介石都沒有想到的。其實，這個結果是偶然也是必然。一萬和六萬還給人啟示：再怎么說自己如何如何，都是空的，因為老百姓只相信看得見摸得著的。老百姓心里自有一桿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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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XX的入黨時間問題毛XX,入黨,時間毛XX的入黨時間問題文史隨筆2009-10-2811:35閱讀5534評論74字號：大大中中小小向繼東《北京日報》理論周刊2009年3月2日發表陳述先生文章，《毛XX的入黨時間：1920年》。陳先生說：“關于長沙建沒建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中共歷史界在二十世紀80年代曾經進行過激烈爭論，經過廣大黨史工作者的調查考證和專門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長沙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還有，作者更得意的依據大概就是毛XX1956年參加中共八大時自己填寫的一份表，說“這個登記表上關于入黨時間的一欄中，清清楚楚填寫的是1920年”。毛XX究竟是哪一年加入中共黨的，似乎不必太當真，反正，毛就是中共黨的創始人之一，是不容置疑的。毛XX自己在1945年籌備黨的七大時也回憶說：“當時對馬克思主義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辦，也還不甚了了。所謂代表，哪有同志們現在這樣高明，懂得這樣，懂得那樣。什么經濟、文化、黨務、整風等等，一樣也不曉得。當時我就是這樣，其他人也差不多。當時陳獨秀沒有到會，他在廣東當教育廳長。……《聯共黨史》開卷第一頁第一行說，蘇聯共產黨是由馬克思主義的小組發展成為領導蘇維埃聯邦的黨。我們也是由小組到建立黨，經過根據地發展到全國，現在還是在根據地，還沒有到全國。我們開始的時候，也是很小的小組。這次大會發給我一張表，其中一項要填何人介紹入黨。我說我沒有介紹人。我們那時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謂年幼無知，不知世事。”（《毛XX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一版，第291頁）毛XX這段話很樸實，講到黨創建時的情況是可信的。他入黨沒有介紹人，入黨具體時間他也沒有說。五年前，筆者和華中科技大學教授王炯華作訪談。王先生是李達專家，從事研究二十多年了，著有《李達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李達評傳》等專著。我們這次訪談題為《李達與毛XX、陳獨秀》，發表在2004年第七期《書屋》雜志，就涉及到了毛XX入黨時間問題。李達從1921年2月起曾一度擔任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書記，集中共籌建中的宣傳、組織、聯絡于一身，中共一大召開就是他發的通知。因為是秘密的，開什么會自然沒有說明。李達分別寫信給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等地的共產主義小組，通知他們各派兩人于7月20日來上海開會，其中給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信就是寄給長沙文化書社毛XX的。（王炯華著《李達評傳》，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63、79頁）1957年“七一”同武漢大學哲學系青年教師座談時，李達說到毛XX參加一大的情況。1962年“七一”前夕，李達應邀在湖北省委黨校一個訓練班上回憶一大召開的情景又說，毛XX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來到上海。他兩找到李達后，李達問：“你們是C.P.還是S.Y.？”毛XX說：“我們是S.Y.。”李達說：“我們是開C.P.的會，你們既然來了，就參加C.P.開會吧，會后回湖南就組織C.P。”（王炯華著《李達評傳》，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465頁。）C.P.是共產黨的英文縮寫，S.Y.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英文縮寫。這就是說，長沙代表毛XX、何叔衡當時還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員。長沙有無共產主義小組或可存疑，或者說，這樣的“小組”還沒有達到建黨的層面，上引毛XX所述“我們……是很小的小組”，這個“我們”，應該是就全黨而言的，并不一定專指長沙。因而可以這樣認為：毛、何二人是參加一大后才成為黨員的。李達的這個說法，還有蕭三和易禮容的回憶可以印證。蕭三1954年寫了《毛XX同志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書印出來了，后因故沒有發行。在該書第六章三一節《可紀念的“三十節”》中，蕭三寫到一大閉幕后，毛XX被派回湖南，開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黨組織時說：“一個秋涼的日子，在長沙城郊協操坪旁邊的一個小叢林里，有幾個人在散步。他們一時沉默地站在樹叢和石碑中間，一時在叢林的小路上走動。彼此熱烈地談論著。在腳步緩重的毛XX的身旁，走著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還有彭平之（彭為湘鄉人，1924年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組織部長。引者注）、陳子博、易禮容等。這幾個人這一天在這里討論建立湖南黨支部的問題。這一天是民國十年十月十日，因此湖南黨組織正式成立日，曾被戲稱為三十節。”（轉引自李銳著《毛XX的早期革命活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一版，第324—325頁）有關“三十節”的事，據蕭三說，是毛XX自己的回憶，易禮容也有同樣的回憶。其實，易禮容1979年9月11日接受胡慶云、高軍、邵維正、周子信訪問，后由訪者整理出《黨的創立時期湖南的一些情況》（1980年4月又經易禮容本人修改定稿），文章與蕭三說的略有不同：“毛參加‘一大’后，大約8月回到長沙。他回來后不久到朝宗街文化書社找了我。當時因為社里人很多，談話不方便，他把我邀出來，在書社對面的竹籬笆旁邊談話。他說成立共產黨，我說：我聽說俄國1917年列寧領導的革命死了3000萬人。中國現在要成立共產黨，要是死30個人，救70個人，損失太大，我就不干。他說：你錯了。社會主義革命，是瓜熟蒂落。我說：瓜熟蒂落，就干吧。又過了幾天，他找了我和何叔衡，在現在的清水塘后面的協操坪……當時我們怕被敵人發現，沒有坐在那里開會，一邊走，一邊談，這樣，我們三人在那里決定了要成立黨。有材料說湖南有個三人小組，這是實實在在的，就是我們三個人，不過那時不叫做三人小組。時間是1921年九十月，即在文化書社正式營業后不久。第一批發展的黨員名單我記不清了，當時新民學會的一些骨干都參加了……李達曾說過，湖南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只有社會主義青年團，沒有共產黨的組織是對的。一部分新民學會會員形成了當初的共產黨核心，這是毛建黨的重要力量。但講事實，毛組織了青年團。共產黨還沒有成立。”（《“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一版，第282—283頁）對照來看，蕭三和易禮容的回憶，“開會”的大致時間是相同的——一大以后，“開會”的地點和形式也是相同的——協操坪、樹林下，邊走邊談，只是參加人數多少各人回憶不同。但不影響得出這個結論：湖南黨組織是一大后建立起來的。1920年，毛XX到底忙乎些什么，現在無從考證，但從《毛XX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二版）附篇《毛XX生平大事簡表（1893年12月—1920年11月）》中可以看出一個大概。這一年，毛XX除了到北京、上海跑了一趟，編了《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兩本外，主要做了以下這些大事：一是成功地推動“驅張運動”（“張”即“湖南省督軍張敬堯”，百度上搜索的“張敬堯”詞條說，張“因遭到當地軍閥、土豪的反對被迫辭職”，其實這是不確切的）；二是創辦湖南文化書社；三發起湖南自治運動，發表《“湘人治湘”與“湘人自治”》、《“全自治”與“半自治”》、《反對統一》等多篇文章，主張制定“湖南憲法”，建立“湖南共和國”；四是在湖南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關于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李銳著《毛XX的早期革命活動》一書就有較詳細的記載，說“毛XX積極地在第一師范、商業專門學校、第一中學等校的先進學生中，尋覓團員對象”。當時，第一師范有個叫張文亮的學生（后來這個學生并未參加革命，成了神經失常的人），接受了毛XX建團的任務。他在1920年9月至12月的日記中（這本日記是從賀爾康烈士家中得到的），簡略地記錄了這件事情的經過——“這也是我們現在可能找到的有關這方面的最確切的記載”。以下摘自張文亮的日記：“1920年9月10日。至通俗教育館，通俗報明天出版。何先生（按：指何叔衡）要我投稿，我已當面允諾。回師范，晚與毛XX談事頗多。9月25日。昨日澤東哥來邀我，今天下午赴游江之約。抵文化書社，會見楊開慧君。11月17日。接澤東一信，送來青年團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實行社會改造。約我星期日上午會他，并托我代覓同志。11月21日。會見澤東（在通俗館），云不日將赴醴陵考察教育（按：即萍鄉之行），并囑青年團此時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從緩，不可急進。12月2日。澤東來時，他說，青年團等仲甫來再開成立會，可分兩步進行：一、研究，二、實行。并囑我多找真同志。12月7日。到文化書社見澤東、殷柏。12月15日。接澤東復信，‘師范素無校風，你應努力結些同志作中堅分子，造成一種很好的校風’。‘青年團你可努力在校制造團員，盡可能于本學期開一次會。’12月16日。澤東來此。青年團將于下周開成立會。12月27日。澤東送來《共產黨》九本。”（轉引自《毛XX的早期革命活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一版，第319頁）從以上日記可見，這幾個月毛XX用心最多的是建社會主義青年團。直到1921年1月21日，毛XX給正在法國留學的蔡和森寫信時也說：“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陳仲甫”即陳獨秀。這表明毛XX知道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組建共產黨，也表明他本人或長沙方面當時還沒有組建共產黨。金沖及主編的《毛XX傳（1893-1949）》也說：蕭子升“1920年12月底回國，帶來蔡和森于9月16日寫給毛XX的長信。信中詳細闡述了成立共產黨及其國際組織之必要，主張‘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該書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68頁）。”毛XX“在1921年新年大會上又提出‘有組黨之必要’”，大家并“達到了完全一致的認識”。（李銳著《毛XX的早期革命活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一版，第317頁）所有這些都表明，說毛XX是1920年入黨證據是不足的，即便毛XX自己填寫了，也只是孤證。(原載《炎黃春秋》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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