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炮手”張奚若－天文星座圖2011星

1949年國府“青島大撤退”真相青島,真相1949年國府“青島大撤退”真相文章提交者：溫莎公爵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1949年，山東人孫茂亭行走過的路線所戴表的正是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一次大遷徙的軌跡。他們的出發地也許不同，或是青島、上海、或者廣州、香港，但目的地都是臺灣。隨著國民黨的潰敗，150萬軍民渡海赴臺，構成臺灣一個新的人群“外省人”。請看《先鋒國家歷史》記者劉永峰的文章。如今，孫茂亭老人的家，在青島，是一幢新建不久的磚瓦房。堂屋寬敞，高闊的院門在村里顯得很是氣派。每年夏天，庭院里石榴花都開得很艷，門前流淌著一條清清的小溪，一抬頭便是郁郁蔥蔥的山巒環翠。孫茂亭在這里出生、成長，后來又娶妻生子……如今他已近耄耋之年，但在這一輩子的大半時間里，孫茂亭卻不曾享受過家鄉的景色。在講起他的故事的時候，孫茂亭對半個世紀之前的事情記得依然真切。“那是1949年陰歷的五月初六”，他說。那天早上，為了在太陽出來之前給地里的土豆澆水，他起了個大早。4歲的兒子還在炕上熟睡，已懷孕八個月的妻子遞過來稀粥，孫茂亭急忙接了，一邊喝，一邊叮囑她注意身子。匆匆忙忙吃完早飯后，妻子把草帽給他戴在頭上，說待會兒早點回來，午飯吃高梁面面條，下出來不能放。他答應著：“知道了。”便出了家門，悶頭往村外的地里走去。孫茂亭說：“我沒想到這是我留給媳婦兒的最后一句話。”他更沒想到，這一出門，再回到家時，轉眼就是四十年。大撤退1948年底，在東北、華北的大片戰場上，形勢對國民黨愈來愈不利。1949年初的時候，整個山東全境，大部分已經解放只有青島、長山列島、即墨在美軍第七艦隊的羽翼下，僅靠著海上交通維持存在，但青島也被解放軍重兵包圍。當時，盡管蔣介石一直堅信憑借美軍的幫助，還有扭轉戰局的希望，因而遲遲不肯放棄青島這座反攻的橋梁。但是，美國海軍并沒有采納接管青島的建議，并在年初就開始陸續撤離，移駐海上。此時駐守城內的國民黨軍隊內部，早已是顧慮重重，人心渙散，士氣消沉。他們知道青島已是孤掌難鳴，解放軍一旦進攻，他們必將成為甕中之鱉，無路可逃。與此同時，撤離的準備也早在謀劃之中了。1949年2月起，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物資供應局青島辦事處即開始將大量物資從青島轉運臺灣，并將部分人員撤離到臺灣，在高雄設立辦事處，接收這些物資。在2月10日制定的《青島地區軍眷物資疏運計劃》中，記載到：疏運的眷屬包括三十二軍、五十軍、十七兵團等國民黨部隊和國民黨青島市政府、招商局等機關的家眷萬余人；轉運物資包括布匹、鹽、器材、彈藥等近萬噸，通過海蘇號、通安號、永興號等輪船疏運到福州和上海。另外，青島第十一綏靖區后防勤務各單位(包括補給兵站、糧庫、彈藥庫、器材庫、醫院、運輸單位等)及其他汽車廠、被服廠、銀行倉庫等，都全部撤走，不讓一個留下來。在1949這樣的年份，文字記載中處處透出兵荒馬亂的氣息，再縝密的撤離計劃，也都沾染了混亂、慌張的時代氛圍。日益緊張的局勢首先在上層人士中引起了恐慌，當時報紙稱：“南行飛機、商船均已滿員。登記南遷者已至12月之期。”據2月底的《大公報》記載：“國軍從濟南、煙臺敗退，青島富豪紛紛攜眷南遷，目前，已達三千名。”青島綏靖區司令劉安琪在制定撤離計劃時，本預先為國民黨山東政府、青島市政府的官員，國民黨國大代表、大學校長、教務長等公職人員安排了艙位，但總有些心急如焚的官員提前離開，當時的報紙上經常可以看到某某局長業已南逃的消息。撤退的重頭當然是駐守的部隊。青島是國民黨第十一綏靖區駐地，綏靖區司令劉安琪所指揮的部隊有第三十二軍和第十九師，及兩個保安旅，一個山東警備旅改編的部隊，號稱十萬兵力，其中多是山東子弟。其真實人數也就九萬，而且這些部隊在連續的戰斗中也多有傷亡。于是，在撤退之前，劉安琪又不得不急忙在青島附近強行抓丁，以補充兵員。那天早上，孫茂亭緊趕慢趕還是在太陽出來的時候到了地里，土豆苗已有些曬蔫了。他忙開渠放水，突然聽到前面一陣嘈亂。孫茂亭抬頭一看，發現是國民黨在抓兵!前幾天他也聽到些消息，許多人還說這兒山里太偏僻，抓兵的不會找到這里，沒想到今天竟遇上了。孫茂亭嚇壞了，忙趴在地里，可那些土豆苗太矮，根本遮不住他的身體。就在為尋找藏身之處而慌忙四望的時候，他發現，不遠處的國民黨兵已經朝著他奔過來了……中午，妻子做好了午飯，還在焦急等著丈夫回來，但孫茂亭卻已被押著向另一個方向走去，這一去，生死未卜，卻連跟父母妻子道別的機會都沒有。不久，孫茂亭就被送到了在青島港停靠的軍船上，這時，船上已經擠滿了人，像他一樣的剛被抓來的人。周云亭，夏莊鎮人，為了躲避抓兵跑到山上已藏了七天七夜，直到有一天實在忍不住了，想跑下山準備回家看看，就在半路上被國民黨兵帶走了。范中三，黃島人，國民黨抓兵時，哥哥范春旺的名字早已上了村公所的花名冊，哥哥一遍遍地跑出去躲避，地也荒了，妻兒也沒有吃的，眼看就要家破人亡，母親拿定主意，讓年幼的他頂了哥哥的名字，扛著鋪蓋到村公所報到去了……另外還有成千上萬的我們再也無法知道名字的人，也被送到船上。據史料記載，青島撤退前，劉安琪新增加的兵員有三萬人之多。據當年參與過青島撤退的國民黨軍官葉如松回憶：船上強抓來的壯丁，聽說要坐船到臺灣去，都不愿意，紛紛逃跑。最慘的是，有的人逃掉又被抓回來，為了恐嚇未逃的人，便拿幾個來槍斃。也有不怕死的，這里在槍斃，那里仍是繼續逃，真是抓不勝抓，沒辦法，只好將這些新兵的手都拴起來，一個連一個。一路輾轉1949年6月1日晚，青島港內，載滿著軍人、眷屬、公職人員、學生、地主、商人等各類人群的大船開始啟碇開行。海面上，星月的光影與船艦的燈火交織輝映，海天連成一片，肉眼很難辨清海面上船只的移動。當時，解放軍缺乏現代化裝備，難于判明海面的實情，借著夜色的掩護，一艘艘輪船陸續安全地駛出了膠州灣。那一晚，26歲的孫茂亭，40歲的周云亭，16歲的范春旺與陸上的家鄉漸漸遠離了。對絕大數人來說，他們在其父母、兄弟姐妹甚或兒女腦海里的模樣，也就永遠停止在26歲、40歲、16歲時的樣子了。就在這個夜晚，十萬山東人，離開了他們所牽念的故土，惜別了他們甚至未曾道別過的親眷，從此隨著海浪漂泊，前途未卜。經過三天三夜的航行，由青島撤出來的船只陸續到達了臺灣基隆港，無論如何，這都是一次極為痛苦的遠行，擁擠不堪的船上缺少水和食物，人們背靠背地坐著，動也不能動，何況睡覺大人喊、小孩哭，當輪船終于進港的時候，人們才稍微興奮了一下。但對于滿船的官兵來說，這并不是終點。劉安琪的十萬軍隊，停駐在基隆港內，幾天后，他們等來了下一步的命令。當時，蔣介石已經作了向海南島撤退的打算，因此需要軍隊鎮守湛江，以掩護大陸部隊的總退卻，同時為牽制海南五指山共產黨根據地力量的向外擴張，榆林港也急需部署軍隊。于是，蔣介石命令，第三十二軍主力調往雷州半島的湛江港，部分駐海口市，其余第十九師兩個保安旅、山東警備旅，以及綏靖區司令部則駐守榆林港。一起從山東撤出來的十萬國民黨軍，在基隆被分散了，輪船載著他們又分別向著不同的目的地駛去。隨著大陸局勢的急轉直下，一個多月之后，海南、湛江的部隊，緊急北上馳援廣州。接著，廣州失守后，他們又統統撤到海南。“國民黨把海南當成了他們最后固守的陣地，在這里屯集了大批的人馬。”孫茂亭回憶說，“里面有不少是臨時抓來的老百姓，像我們這樣的連槍口都不知道應該對著哪兒的農民也被編進了正規軍。”當時在海南島由于水土不服，吃的又供不上，許多北方兵到了這里便一病不起，被扔在半道上自生自滅。這些慘景把孫茂亭嚇壞了。孫茂亭聽說海南島也守不住了，軍隊要全部撤往臺灣，他當時便橫下一條心，“無論如何也要在到臺灣之前逃出來”。終于，孫茂亭瞅了個混亂的機會逃了出來。但由于地形不熟，東逃西竄，最后還是被抓了回去。為了懲罰，便讓他到伙房里去干雜活，最后，他一路上挑著鍋碗瓢盆跟著部隊到了臺灣。很難說是幸還是不幸，因為幾個月前跟他們一塊兒從青島過來的老鄉、戰友們，在不停的進退輾轉中，在戰火、傷病、饑餓的折磨中，已有三萬人死亡或不知下落。“外省人”隨著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1949年及以后的幾年中，跟隨蔣介石渡海赴臺的軍民，大約有150萬人左右，而加上“光復”以來自大陸來臺灣的居民，前后就有200萬人。在這些因為戰事、政局變動的緣故而被歷史裹挾著流散向臺灣的200萬人中，原本若以職業言，他們是政府官員、軍人、學者、商賈、學生，若以籍貫言，他們則是江蘇人、浙江人、山東人、湖南人、四川人……但自從踏上臺灣島后，這些區分再不是主要的，一個共同的身份標志將他們涵納入一個新的族群，他們都是“外省人”。資料記載，日本撤離時，臺灣的人口大約600多萬，而新來的“外省人”的人數幾乎是島上人口的三分之一。如此眾多的在社會經驗與經濟經驗上都跟“本省人”有很大不同的外省人口的加入，對臺灣經濟、社會結構的巨大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這批外省移民普遍有較高的教育水準和工作經驗，這些平民人口中的大約三分之二“為具有特別技術專業或行政訓練的青年男子，其中若干并攜有為數可觀的資金”。經濟上，人口的急劇增加，固然在短期內加重了物價膨脹的壓力，但人力資源上的優勢，也使得臺灣在戰后的經濟發展中，得以脫穎而出。政治上，這些“外省人”具有一個共同的屬性——都是“政治移民”，蔣介石兵敗之后將大陸的政治體制搬到臺灣，政治資源依舊壟斷在外來的“大陸人”手里，他們在政府的高層供職，認同國民黨政權在的體制，而“本省人”只在地方政權和民意機構中占有多數席位。政治權力結構的不平等，形成了臺灣具有鮮明“省籍特征”的二元政治結構——“外省族群透過‘國家機器’，將其對于本省族群間的支配從屬關系加以制度化，兩個族群無形中形成垂直的分工，由外省人掌握黨、政、軍、特及文化媒體，本省人則聽任在其他部門發揮，儼然成為兩個社會。”而語言的隔閡、居住上與職業上的隔離，無意中更是強化了“本省”與”外省”的對立關系，進而催生出他們政治認識、政治情感上的分野。久而久之，在這種對立的關系中，雙方都被迫卷入了“族群認同”的政治漩渦，這也是后來藍綠陣營相爭的根由。然而能在國民黨的政治體制中身居高位的“外省人”，畢竟只是很少的比例，大多數人，比如孫茂亭，比如撤到臺灣的60萬普通軍人及他們的家眷，無法回避的是那段灰色的生活。歷史在給了他們“外省人”身份的同時，也造就了他們深深的尷尬。對于在1949年不斷逃亡的這群人來說，臺灣是離散的終點，卻也是失落的開始。踏上臺灣島后，有錢的達官貴人們自然可以買房、建房，但絕大多數中下層官兵及隨軍的家眷就只能聚居在所屬單位附近的廟宇、學校、農舍、牛棚或臨時搭建的簡易住所里，有的甚至露宿街頭。1955年，為了安置軍政人員和他們的眷屬、遺眷，各軍政單位陸陸續續地開始興建“眷村”。在國民黨“反攻大陸”口號依然盛行的年代，“眷村人”都準備著隨時回到大陸，根本沒有長住的打算。然而不久他們發現他們長期懷著的“反攻大陸”、“戰士授田”的迷夢，只是一種毫無結果的空等。“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他們會含著眼淚說。但離開故土的大陸人又難于或是不屑融人臺灣的社會中，甚至擔心著連一塊寄人籬下般的立錐之地也難于長保。這是一群飄離的、無法落地生根的靈魂，離亂的記憶、鄉愁的煎熬、現實的擔心使“眷村”籠罩在一片低沉、無奈、虛空、頹唐的氣氛中。做回農民1949年由山東來臺灣的人數，“可說為大陸各省之冠”，但與江浙一帶多政府官員、商賈名流不同，來臺的山東人中最多的是士兵，國民黨撤臺軍隊的十分之一是山東籍，而1949年之前他們大部分還是山東鄉下的農民。當初，他們自己都不明白為什么打仗，便稀里糊涂或是被迫地拿起槍桿卷入了戰斗，身邊并肩作戰的兄弟一個接一個地倒下，死亡跟他們一次一次地擦肩而過，終于，幸存的6萬多山東兵同其他50多萬的各省兄弟一道，為國民黨保住了最后一塊地盤，但卻再也回不到自己原來的家園。當初，他們從原來的生活中被卷走，轉眼棄甲歸田，頭白人老，卻又被歷史孤零零地拋在了一個陌生的無法扎根的地方。歷史的吊詭之處還在于，那個他們為之服役多年，耗盡年華的政府，是否真是代表了老兵們政治上的認同呢?到41歲的時候，在部隊受夠了的孫茂亭，提前退伍了。跟多數退伍老兵一樣，他們沒什么收入保障，又沒怎么讀過書，當兵之前就是農民，除此之外，身無長計，離開軍隊后，謀生成了最大的問題。好在孫茂亭還正值壯年，力氣還是有的，思來想去，他重新做起了種地的老本行。這種選擇更像是續接那因戰亂而被打斷的生活，十幾年以后，出生在山東農村的孫茂亭依然難以割舍對土地的留戀。在臺東的花蓮，那兒有大片的荒山野嶺。退伍后，孫茂亭便在山上搭起窩棚，拿一把鋤頭開起了荒。由于那兒的荒沙地根本種不了糧食，他就把平整出來的幾畝地全部種上了大姜。收獲的季節，挑到山下去賣，這樣一連幾年，在山上過起了與世隔絕的日子。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收成好一些，多賺點錢讓自己好好活下去。后來一次災難，使得孫茂亭重新種田的愿望也破滅了。有一年刮臺風，下起了特大暴雨，不僅把他的窩棚掀翻了，而且引起了山體滑坡，把幾畝即將收成的大姜全壓在了泥沙下面。他顧不得收拾窩棚，雨還沒停便去挖埋在泥沙下面的大姜。怕鐵?把大姜鏟碎了賣不了好價錢，就用手挖，直到挖得雙手的指甲都掉了，鮮血直流，也沒有挖出多少完整的姜來。孫茂亭想起當年的事情時，臉頰有些抽搐，“那時我已經是快50歲的人了，想到無依無靠自己活得這么難，我一屁股坐在爛泥里嚎啕大哭起來。”“荒山上一個人也沒有，只有我這個無家可歸的老兵那凄涼的哭聲。”后來他幾乎是流浪著又回到基隆港，當起了裝卸工，在35度的高溫下，每天要扛上千斤的貨物，這樣，一干就是十幾年。他說：“我已經恨透了那兒的海水，所有的人間悲劇它都看到了，可它仍是那樣沉默。”但偶爾在等貨船靠岸的時候，他依舊忍不住向大海那邊張望。1988年，在離家39年后，孫茂亭第一次回到了家鄉。妻子已是滿頭白發和一臉皺紋，但依然在等他，兩個孩子，已經是人到中年。1994年，孫茂亭終于辦好了回大陸手續，第二年，回到家后，再也不用離開了。然而，在當年從青島港走出的人群中，像孫茂亭一樣的只是幸運的少數。四十年后，當踏上曾在心里魂牽夢繞了幾十年的故鄉時，更多人看到的是，市鎮改貌，面目全非，親友故去，曾經無比熟悉的大陸家鄉已同陌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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