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XX的入黨時間問題－天文星座圖2011星

從“桃子該由誰摘”說起桃子該由誰摘從“桃子該由誰摘”說起文史隨筆2009-08-2011:23閱讀484評論8字號：大大中中小小我是“文革”前讀完小學的。有一篇叫“桃子該由誰摘”的課文，大概是小學三四年級時讀過，至今還我背得——“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誰？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樹，樹上結了桃子，這桃子就是勝利果實。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他說，此桃子的所有權屬于我蔣介石，我是地主，你們是農奴，我不準你們摘。我們在報上駁了他。我們說，你沒有挑過水，所以沒有摘桃子的權利。我們解放軍區的人民天天澆水，最有權利摘的應該是我們。……至于蔣介石呢，他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是人民抗戰的絆腳石。現在這塊絆腳石卻要出來壟斷勝利果實，要使抗戰勝利后的中國仍然回到抗戰前的老樣子，不許有絲毫的改變……”那時，我并不知道這是選自雄文四卷，也不懷疑這文章說的是否屬實，以為盤踞在臺灣島上的“蔣匪幫”確實是個大壞蛋。那時寫作文，我總會帶上一句，“我們一定要好好學習，爭取早日解放臺灣”云云。等到長大了，我也一點不懷疑，反喜歡“桃子該由誰摘”，認為這文章寫得通俗易懂，比喻精辟。那時精神和物質一樣貧乏，《地雷戰》《地道戰》等是我反復看不厭的片子，在那窮鄉僻壤的農村里，晚上走十里八里去看不覺得累。近讀《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使我又想起小學時讀過的這篇課文，不禁莞爾。這書為何不叫“正面戰場作戰史”而叫“作戰記”呢？大概也是有所避諱，說“史”太周正了吧。書中說，“在這八年浴血奮戰中，正面戰場部隊傷亡320多萬人，敵后戰場八路軍、新四軍等部隊傷亡58萬多人。”又據1994年出版的《血祭太陽旗》得知，在中國斃命的日寇將領共129人，其中大部分是被擊斃的。在斃命的日將領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軍的作戰中，包括阿部規秀中將。從以上這些數字看，也可知誰在“正面戰場”了。1980年代以來，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抗戰開始作出比較積極的評價。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說：“正面戰場無論在戰略上還是在戰役上，都是抗擊日軍進攻的主要戰場。國民黨表現了一定的抗日積極性，國民黨曾先后進行了平津、淞滬、晉北、徐州以及保衛武漢等戰役，并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作戰記”緒論說：日本進攻打擊的主要對象是國民政府及其軍隊，它對敵后中國軍隊掃蕩清鄉作戰不僅規模遠不及正面戰場對國民政府軍隊的進攻，而且目的僅限于鞏固占領地。日本知道，要解決“中日事變”，主要是與國民政府軍隊作戰。日本妄圖以武力進攻，逼蔣投降。戰爭初期逼使國民政府由南京而武漢而重慶撤退，戰略相持階段多次戰役進攻，尋殲國民政府軍隊主力；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又從緬滇進攻，東西夾擊，使國民政府軍腹背受敵，后還曾妄圖實施進攻四川計劃，這都是妄圖消滅或壓迫國民政府軍投降。但國民政府并未屈服，堅持抗戰到底。從戰爭開始結束來看，代表中國對日宣戰、受降的也是國民政府。國民政府雖然部署部分軍隊留置敵后作戰，但主要是在正面戰場作戰，直至戰爭結束。國民政府正面戰場在中國抗日戰爭中始終處于主體地位，這應是歷史事實。因此，貶損正面戰場的地位和戰績，也就必然貶損整個中國抗日戰爭。史學界對國民黨處理抗日與反共的關系認識也在逐步變化。有學者分析說：蔣介石“主觀上希望實行抗日、反共兩個第一”，而“實行的還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對于消極抗戰，避戰，躲進峨眉山觀戰，坐山觀虎斗之類的論斷，自然是站不住腳的。就學術研究而言，1980年代以來，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研究著作也不斷問世，如反映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史料性書籍就有《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戰場史料選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軍機密作戰日記》、《盧溝橋事變和平津抗戰資料選編》、《八一三抗日史料選編》、《武漢抗戰史料選編》以及《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七七事變》、《八一三淞滬抗戰》、《南京保衛戰》等等。在這些史料出版的同時，《抗日戰爭史》、《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中日戰爭史》、《日軍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史》、《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等著作也陸續問世，歷史的真實面貌正在彰顯。說“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袖手旁觀、坐待勝利”顯然是不符合歷史真實的。我們的教科書中說國民黨在抗戰中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這也是事實。國民黨看到自己的老對手在抗戰中滾雪球般壯大發展，當然不得不提防。而共產黨為了生存，必須有自己的生存智慧。“抗日統一戰線”是可以說得響響亮亮的，但“保存實力”是必須的——尤其是經過“皖南事變”教訓后。毛XX一向認為，抗日是持久的，日本是終將被打敗的，共產黨最終面對的將是自己的夙敵蔣介石的國民黨。因此，信奉“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毛XX，當然會打自己的主意，這也是可以理解的。這從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中也可以看出來。彼得1942年6月7日的日記說，“八路軍不是主動開展軍事行動來制止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只限于有氣無力的打局部的防御戰。只要敵人發動進攻，八路軍就退到山里，避開沖突。”（《延安日記》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26頁，以下只注明頁）同年7月22日，他又記道：“我走過特區幾百公里的地方，到處看不見軍隊。他們解釋說，是完全隱蔽起來了。實際上沒有一個人在搞戰斗訓練。在軍隊里也像在特區各地一樣，惟一的工作就是開會。在夏季，增加一點貯存農產品的勞動。”（42頁）那時蘇聯擔心日本從海參崴突襲，很希望八路軍牽制日本，可八路軍執行“我們不去碰人家，人家也不來碰我們”的策略，“縮減八路軍正規部隊的作戰規模”，“不惜任何代價保存八路軍的實力”。（69-70頁）這當然是帶有一些偏見的話，但我們再來看看李銳先生的《廬山會議實錄》，就不得不承認這些基本的事實。彭德懷打了“百團大戰”，中共黨史對此評價說：百團大戰“后患無窮”——理由是“過早地暴露了共產黨的實力，招致后來不必要的損失”，彭德懷因此受到了黨內的批評。這些在中共黨史中是有記載的。1959年批判彭德懷時，再次算其舊賬，說“百團大戰”是幫了敵人的忙。毛還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182頁）再后來，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毛接見日本客人時，還說要感謝他們，說沒有他們的侵略，就沒有今天的我們——當然不排除這話里有幾分幽默成分，但與他當年寫那篇雄文時的心境截然不同了。如今，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當年的對手——國共兩黨又走到一起來了，“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們如果把眼光放遠一點看當年的人和事，我認為，毛XX和蔣介石都是典型的民族主義者，都是抵御外侮的杰出的民族英雄！遺憾的是，雖然大陸的抗日戰爭研究比較客觀起來，甚至有學者提出重寫抗戰史，但臺灣的有關著作，絕大多數對抗日戰爭總體格局的敘述不符史實。如吳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全書只提國民黨、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行動及其文件，對共產黨的抗戰，則除了否定和批判外，不著只字。這也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也許，歷史真的永遠只是片面的，無法客觀的，“成王敗寇”是不變的法則？嗚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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